演剧队在万县工作了十天，六月下旬到重庆。大家希望在重庆能够大规模地展开工作，但工作刚开始就遇到了困难。经费底来源被窒息，而且从某一个上级机关传来了解散，或改组演剧队的消息。大家底情绪显著地沮丧了下来。奋斗没有结果，明确的命令也没有下来，在七月中旬，王颖、沈白静和另外的几个人辞去职务，离开了演剧队。接着由一个本来毫无关系的上级机关下来了改组的命令，并派来了新的领导者，在旧的负责人离队的时候，差不多所有的人都哭了：现在他们明白，往昔的一切，是怎样的美好了。大家不同意这个改组，陆续地离开了演剧队。一部分人走到一个组织更大的剧团里去，其中有高韵和蒋纯祖。

    这些青年们就是这样地分散了，以后他们要兴奋地追怀那些在长江沿岸的城镇里度过来的光荣的、美好的时日。这些青年们，带着火热的理论，从此开始经营他们底艰苦的生活了。他们不能知道在前面等待着他们的是什么，在改组的命令下来以前，他们痛苦着开始了为个人底生活的斗争。

    蒋纯祖坚信他无论如何要过一种自由的生活，无论如何要征服他底怕羞的、苦闷的性情和阴晦的生活观念。他已经明白了新的生活，他觉得这讨厌的一切是从旧的生活里带来的。他找到了各样的理由，相信自己能够在这个社会里单独地奋斗出来。在这种时候，他和高韵的爱情就增加了他底自信和勇气。

    有一点是重要的，他有有钱的亲戚。这就造成了他底自信和勇气。爱情和金钱同样地使他有羞耻和苦闷，但他，相信了自由的生活，认为必须克服它们。做着爱情底和功名底梦价，建立一个在合法范围内活动的“公开的工人党”，故名。，他就耽溺到浮华的幻想里去了。诱惑最先是轻轻地、温柔地、在阴晦的反抗旁边低语、飞翔、然后就强烈地、光明地、雄辩地站了起来，热烈地拥抱了他底俘虏。从武汉到重庆，蒋纯祖带着一种奇特的自觉替这些诱惑清除道路，他觉得，那些阴晦的、痛苦的内心反抗，是必须征服的。蒋纯祖不愿意成为弱者，不愿意是卑微的人：他认为，这些痛苦，这些颤栗，是弱者们所有的；这些弱者们，明白了自己底无力，抓住了任何一种人生教条，装出道德的相貌来。他认为所谓道德，是这些弱者们造成的，只有他们才需要。他认为他自己经验过这个：在加入演剧队以前，他有道学的思想，而他明白，这种道学的思想是由于软弱、自私、和嫉妒。演剧队里的新的生活证明了，在这个世界上，他并非弱者。他乐于相信这个，他替浮华的梦想清除道路，他顽强地和他底弱者的一面斗争。于是，这一切，就把这个软弱的青年造成一个自私的、骄傲的人了。

    他心里有猛烈的激情。他渴望壮大的生活；现在，对于他，浮华的梦想成了壮大的人生底美丽的诗歌。他心里的善良的、真实的一切都反对这个，但那个更猛烈，更华丽的力量征服了他。于是，像他底哥哥蒋少祖曾经做过的一样，他就毫无顾忌地向他底姐姐们索取金钱了。他向蒋秀菊借钱——他说是借钱；他向蒋淑珍要钱；他向蒋淑媛和蒋少祖婉转而严肃地申明他底财产的权利和他底生活计划。

    七月底，蒋秀菊异常温存地寄来了四百块钱。她说，她喜欢这样做，假如在这样不幸的时代里，在姊妹们中间还要说借钱，她便要觉得痛心，接着蒋少祖和蒋淑珍寄了五百块钱来。王定和夫妇已经来重庆，王定和愿意替他谋一个职业，他推却了，愤怒的蒋淑媛给了他两百块钱。

    蒋秀菊底钱使他忧伤。蒋少祖寄来的钱使他觉得苦恼；但他对哥哥决无歉疚。最后，蒋淑媛底钱使他羞耻而恼怒。他甚至于想写一封信向她声明，他并不是在讨饭。他好久不能忘记这种羞耻。

    除了买了一点书报外，这些钱都浪费掉了。他花费得异常地迅速。在他新加入的那个戏团里，人们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