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她又弄到了几件古玩，据冯家贵说，这时候，老人打开了橱，她笑着自己动手来取。老人无表情地看着她，在她动手拿一件极其贵重的东西时，就红着脸撇开了她底手，愤怒地关上了橱。但她笑着说，爹爹错了，她只是要看看。等等。

    这些情形，在南京的蒋家底人们都晓得；冯家贵总是即刻便把这些告诉他们——或者为事务来南京，或者写信，用他底拙劣的、崇敬的、可笑的文笔。但在南京的人们已没有能力再注意这些事：他们已不再为它们激动；他们觉得，较之未来的一切和失去了的一切，这些事都是细小的。

    他们在这一段时间里，是在忙着蒋淑华底婚事：这是那样的令他们悬念。在全体底积极下，蒋淑华底婚事进行得很顺利。蒋淑珍领汪卓伦去了苏州，老人满意，答应了。老人是那样的满意，在无穷的烦恼中这是一件难得的快乐，老人并且答应了来南京主婚。

    从蒋淑媛生日的那天起，汪卓伦便成了蒋家底亲密的人物。汪卓伦几乎每天都来，有时到蒋家母亲底老宅，经常到蒋淑媛那里。他做了在他底身分里应做的一切；他有礼，耐心，陪太太们看戏，应付冗长无味的谈话，并且给蒋家底老人和小孩们送礼。他做这一切显得很愉快，但实际上他心里很苦恼，因为这一切都是他所不习惯的，他常常要觉得羞耻，并且嫌恶自己。

    他对于这件婚姻还是很害怕，首先，他朦胧地觉得，他将要酿成错误。其次，他觉得，这个时代，人们为金钱或别的什么结婚，但他，汪卓伦不能够这样——他很怕别人以为他是这样。他认为结婚所带来的金钱会使两个人都不幸福。最后，蒋淑华身体很不好，也许脾气也不好。

    他对这些有着繁重的考虑。首先，这个婚姻底提起唤起了他底深重的悲哀，他觉得他，汪卓伦，不能够再适应别人。虽然多年来他在同事们中间生活，很有一些朋友，但他却是孤独的：很少参加宴会和娱乐。他孤独地、单调地生活着，对这种生活有着明白的意识；他想他自己是正在腐朽，死亡是逐渐地来临，他对这个思想已经习惯，毫不觉得它可怕。他对各种社会事变不大关心，他希望能在静穆的乡间，消度以后的岁月。因此，在那天和蒋淑华谈话以后，他对自己底幸福意识发动了强烈的谴责。他认为自己是不能忠实的。他认为较之家庭幸福，他宁是更喜爱那种死灭底自觉，——至少后者是于他更适合些。

    所以在后来几次和蒋淑华会面时，他底沉默多于说话，快意地感到自己心中底阴冷。但别人使他做了一切——他惯于顺从别人。而他所做的这一切使地承认了他底幸福意识了。他不明白他究竟决定了没有，不明白一切是怎样进行的：在蒋家姊妹们带小孩出现时他就送礼，在她们请他时他就去，而最后，在蒋淑珍邀他去苏州时，他认为这是应该的，就向部里请了两天假。从苏州回来，他继续考虑着，悲伤地明白了这一切正是他自己所要做的。

    从苏州回来时天在落雨。和蒋淑珍分开后，他坐人力车回家，车子在雨里行走着，泥水在下面发响。凝视着灰黑色的房屋和低沉的雨云，不经心地看着就在眼前经过着的那熟悉的一切，汪卓伦感到悲哀和疲乏。想到等待着他的是空虚的、熟悉的房间，他感到满意，他想到他底用了五年的漱口杯已经开裂，考虑是否要新买一个。这时车子滚过泥塘。“不，不要买新的！一切旧的、破的，它们要留下，因为它们是我的！”他想；“无论怎样，我不能再过什么新的生活，耽误别人！我并没有向她们提半个字，这是对的，在还没有错误的时候——我留着我底漱口杯，我不买……”他看着灰色的雨幕，对自己说。“我觉得心里安静，没有什么引诱我，这样最好！我没有错。我没有堕落。让我安静，逃开，死去。一切已经过去，……为什么还要再去看她？”车子走近时，他注意到了住宅左近的池塘：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