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灿太想获奖了，想都没想，就签了。

    告别那天，前老板说我开车再送你一程吧，阿灿说不用了，我的车就在外面，我们送阿灿出来，见一辆火红的“宝马”跑车正停在公司门口。

    后来得知，阿灿同我年龄相仿，生活水平却超前我许多，也算自食其力，劳动所得。男女平等的口号喊了这么多年了，到现在仍旧无法彻底平等，只要女人有模样，能比同龄男人至少提前10年实现小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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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灿走了，就没了主持人，原节目也换了，被改为演播室的谈话栏目，每期策划一个主题，都是老百姓特别感兴趣的，然后高薪聘请三个该领域的专家学者汇聚一堂，各抒己见，侃侃而谈，拍完了依然全国播出，节目就叫。

    正好这段时间美伊战争打响，于是选题多以此为主，三个四十好几的男人，正经事儿不干，整天没完没了地拿萨达姆开涮，既满足了自己唾液飞溅的欲望，又挣到钱，我算看出来了，凭张嘴就能吃饭的职业有两种，一种是叫花子，一种是主持人。

    除此之外，公司还揽点儿广告、专题片一类的屁活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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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天我在机房剪片子，其中一盘外景素材是在东方广场拍的，我在带子上看到一个熟悉的身影一闪而过，进了大楼。我倒回带子，重放一遍，那个身影再次掠过，太像雷蕾了。我又倒回带子，将画面定格，这只是一个侧面，我不能完全肯定她就是雷蕾，但是，画面中人穿了一双扎眼的黄色运动鞋，这双鞋我见雷蕾穿过，难道就是雷蕾？

    我找到那天的摄像，问画面上的时间，他说是上周五拍的，大约早上八点半，拍完这个画面后，就去了王府井的小吃街喝豆汁，喝完豆汁他看了看表，八点五十，想想没啥可拍了，就回了公司还机器。

    那么雷蕾在这个时间进入这座大厦去干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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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是，每天早上八点半不到，我便等候在东方广场的电梯口，目不转睛地在过往的人群中寻找雷蕾的身影，等到八点四十，就坐地铁赶往军博，我的公司在那里，九点钟还要上班。有一天我在门口苦苦等待的时候，居然有人把我当成写字楼的保安，让我去帮他们抬桌子，抬完桌子我差点儿又上班迟到。

    这种事情以前也在我身上发生过。和潘娜好的时候，我每天都早早起床，去她家马路对面的早点铺，边吃边等她。自行车铃一响，就代表她来了，听到清脆的响声，我一抬头，便看到她向我招手，于是把剩下的两个包子塞进嘴里，抹把嘴跑出去，和她一同骑车上学。

    有些时候不知道谁那么讨厌，好像知道车铃是我们的暗号似的，打这儿经过就按两下，我抬头一看，不是，就低头继续吃，刚吃上一口，车铃又响了，我又抬头一看，还不是，便又低下头喝粥，才把勺拿起来，又听见车铃响了，再抬头一看，依然不是，于是我就不再理会，只顾低头吃自己的，任车铃响遍大街小巷，直到粥足饭饱，才仰起脑袋，看见潘娜背着书包站我面前，怒不可遏：“吃吃吃，就知道吃，我车铃都按坏了！”

    还有时候我去的早，而潘娜又磨磨蹭蹭，我吃完了她却迟迟不来，服务员开始撤餐具，边收拾边说：学生，吃完了就走吧，早点儿去学校看看书，别跟这儿耗着，我们这里不宽敞，那边还站俩老头等着喝炒肝呢。遇到这种情况，我只好一咬牙：我还没吃饱呢，再来一碗馄饨！

    有一次潘娜生病，没来上学，可是我并不知道，左等右等她不来，服务员已经撤了我两遍餐具，但为了能坐着等，我还是叫服务员再上一屉包子，服务员瞪大了眼说：你再吃可就三屉了！我说：您这儿的包子太好吃了，一会我可能还吃第四屉。

    吃完这屉包子，我彻底坐不下了，挺着肚子去找潘娜，当得知她发烧今天不去上学后叫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