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只是一种过渡方法，年轻人的话最长也就十年到二十年，而且这期间，病人是在极度痛苦中度过的，透析的人，不能像正常人一样喝水，吃水分大的东西，否则随时会有生命危险。杨帆说，那怎么办。大夫说，换肾，换了肾，你爸就和正常人没什么两样了。

    杨帆听了这两个字浑身的毛孔都张开了，他难以想像把一个和杨树林毫无关系的肾放入他的体内会是什么样子，不敢想像那个血腥的场面。大夫说这是疗效最好、长期费用最低的治疗方法，也是目前公认的最好的治疗手段。杨帆问有多大把握，大夫说手术倒没什么难度，难的是如何找到一个和你爸匹配的肾源。

    杨树林每天的生活极其痛苦，渴了不敢喝水，只能含在嘴里，然后吐掉。每天沈老师做好饭给杨树林送来，不敢做面条，多以馒头烙饼为主，馒头还得用微波炉转转，如果吃米饭，也得炒一下，杨树林家的水费省了不少，以至于让查水费的误以为这家没人住了，可是查电字的却坚信他们家有人。杨树林的嘴唇每天都是干裂的，沈老师切了黄瓜片贴在他的嘴上，等黄瓜干了再扔掉，杨树林无奈地说，太浪费了。

    杨帆看了很心酸，和沈老师商量后决定，以最快的速度给杨树林换肾，早换一天他就少受一天的罪。

    换肾的费用十万多，加上后期的抗排斥治疗，大约二十万左右，沈老师已经向再就业中心申请报销，对方还没有答复。只有凑足钱，交给医院，才能找到肾源，开始手术。杨树林拿不出这么多钱，他至今的积蓄只有六万，前期光检查、透析就花了两万多，杨帆上了一年班，攒了三万块钱，沈老师有点积蓄，也不多，三人的钱加在一起，勉强够前期换肾的，但必须把后期费用落实了才能开始手术，否则一旦钱断了，抗排斥药没接上，后果就很严重。

    最近一段，杨帆上网不再看八卦，改查看尿毒症的相关信息。虽然大夫说手术基本能确保万无一失，但杨帆还没有消除对手术的恐惧。听说很多人换了不止一次肾，术后身体对新肾源排斥，不得不取出新肾等有更合适的再换上，有人两年内就换了三次，杨帆不忍看着自己父亲的肚子一次次被拉开，掏出一个肾再装进去另一个，肚子不是取款机，受不了这么进进出出的。

    杨帆觉得只有自己对全过程和术后可能出现的各种情况足够了解，才能放心地让杨树林进手术室，于是又改变了让杨树林立即换肾的决定。

    医院的大夫没有做到对杨帆有问必答，说自己还有很多病人需要治疗，给杨帆留下一个个疑问和困惑。

    杨帆问同学有没有认识肾病专家的，想打听点事儿。同学不知情，以为杨帆给自己找，便开玩笑说，不用找专家，那事儿以后少干点儿肾就没事儿了。杨帆听完就跟说这话的人急了，别的同学拉开，说至于吗，逗着玩儿的。杨帆说，以后少拿这事儿开玩笑。后来知情者讲明缘由，众人才明白，买了东西去看望杨树林，还说杨帆要是缺钱就说话，别见外。

    杨芳知道杨树林病了，从国外赶回来。十五年前，当杨芳还是护士的时候，一个加拿大人肺病住院，以为自己就要见马克思了，但是在中国医院的全力治疗和中国护士的悉心照顾下，不久后康复了，肺活量比以前还大。加拿大病人心存感激，送来两面锦旗，一面夸奖中国大夫医术高明，送给医院，一面称赞中国护士业务精通，训练有素，温柔体贴，知书达理，漂亮贤惠，送给杨芳，并掏出一千块人民币钱塞到杨芳手里，对她把自己的命又捡回来予以重谢，当时该病人所在病房归杨芳负责，自打实行计划生育后，生孩子的人少了，医院便将妇产科的一些护士分到其他科室，杨芳被调去内科。杨芳收下了锦旗，婉拒了人民币。加拿大病人说，看来我低估了中国护士，还应该在锦旗上加上一条：秉公执法，公正廉洁。杨芳说，这是我应该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