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朋友小时侯的愿望是长大后做位育人园丁，但我从未有过那样的想法，原因是怕遇到像自己这样的学生。打从接受教育开始我就是个狡猾狡猾的学生，屁股上有刺坐不住，眼睛一转就出个坏主意。这也就注定我必然给众多的老师心中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象，喜爱的或是讨厌的，美好的或是残酷的。绝对是两种极端，不会有中间的平淡。

    幼儿园的我读了两个中班，一部分原因是因为我个子太小，一部分原因则是我表现出来的痴呆。听我妈说我那时是很漂亮的小孩，但是却不知为何那么蠢，连会的都能答错。后来幼儿园建议我再读一个中班，他们诚恳得只差想把我丢到智障儿童学校去。现在的我认为那是我从小就表现的大智慧，要么是因为不喜欢读幼儿园，要么就是那幼儿园阿姨长得太影响地球沿轨道飞行。

    高中时的我更是登峰造极，除了违法犯罪，所有的坏孩子该做的事情我都做了。个性自由虽然是一个人与生俱来的权利，但孩子毕竟是孩子，把握不住也就容易出些问题。

    17岁读第一个高一的我活得就像个愤世嫉俗的诗人。成日吵嚷着要冲破蓝天，要改革教育制度，看什么都不顺眼，批评人家连人家老爸吃完饭不擦嘴都一块儿批评，写文章就想像自己像鲁迅先生一样向敌人飞出匕首和投枪。如此表现忧国忧民有如屈原的我实质上只有一个原因：我的成绩打高中开始就一塌糊涂了。也就像一个撞墙的小孩会怪罪那无辜的墙壁一样。

    那时我已加入校文学社，凭着一腔牢骚乘着反应试教育的春风一跃成为学校文学社的红人。年轻的浮躁让人沉浸在过家家的荣耀中，而真实的生活完全地失去了规律，自己只能在错误的学习状态下越来越无力。终于在某一天，抑郁的内心冲突猛然爆发，我彻底的被自己打败，疯了般地离家出走。这一次离家出走具有伟大的转折性，套用历史教科书上的话说是有划时代的意义。我幼稚的叛逆在亲人的眼泪中立即消融，于是我决定重新来过，进行人生的第二次降级。

    如果只是降级，我绝不会重新站立起来。并不是如某些理想的电影中说的那样，良心发现，立地成佛，浪子回头，练就绝世武功，捧走诺贝尔奖。人们往往很难接受一个要改过的人，这是惯例，因为人很难看到别人所做的比自己要好。如果没有我的那些老师，现在的我会是怎样真的很难想像，而只有在那个时候，我才真正感受到他们的伟大，我是说伟大，很重的词语，也只是说他们，并不是指这个职业的所有人，我很严谨地告诉你这些，因为他们在我生命中我的灵魂中有着他人无法取代的绝对崇高位置。

    我的降级是主动的，而且是半途中降下来，这自然要费一番功夫，我有幸开创了这一降级方式的先河。更难的是找一位班主任老师，我妈知道，他儿子生性反叛，摆哪哪都乱，配把AK放到中亚能统一恐怖份子。于是非得给我找个比我更勇猛的武将老师。就这样我来到了高一十班，班主任姓万，体型魁梧，面容强悍，持两板斧能吓退李逵，戴一墨镜就整个一黑社会老大。开始时对老万的印象还只是处于对他的敬畏，一位教数学的老师，带的文科班高考全校上线最多，又听说过他曾与学生单挑的传闻。几次班会下来听他说话都极其的诡异，比如不在乎班级评分，只要求我们学习好，经典语录是：最后一名还是要有人来做的。这些话让我不得不相信他是一个地地道道的黑社会转业老大。在进十班前他曾给我说过一番话，虽然已经有些模糊，但我却很清楚地记得他希望我能当上学习标兵。学习标兵是我校学生的最大荣誉，按期中考试成绩排名，每年级20名，划分到每班，也就是成绩一二名的学生，给予称号与奖学金。在以前没降级时，我曾很痛恨的说这是一种明显的拜金主义，而现在老万竟然对一个降级的学生说这种话，这让我实在是感到莫大的鼓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