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经在温哥华东区国王路上的一家越南餐馆里见到过一个神似天杨的女人。那是冬天，我们加完班，和几个华裔的同事顺路拐进去吃河粉。他们一坐下就开始畅快地讲广东话，我是一句也听不懂。那女人坐在一个和我们的桌子恰成对角线的位置上，桌上空空的，在喝日本清酒。我看到她的脸的时候，胸口像是被撞了一下，五官并不像，可是组合在一起却是活生生的天杨的表情，尤其是凝望着窗外夜色时那种漫不经心的忧伤。

    她很年轻，头发黑得生机勃勃。买过单后她裹紧红色的呢大衣站起来，路过我们的餐桌时放慢了脚步。她看着我，说：“先生是北方人？”居然是字正腔圆，听不出一点方言痕迹的普通话。不等我回答，她就走出去了。留下一缕暗香。很奇怪，她的大衣一看就很廉价，可是她的香水却是CD的“毒药”。同事们哄笑。Peter在我后背上狠狠捣了一拳，“她中意你啦。”

    离开的时候下起了雪，挺大的。他们又去喝酒，我一个人开车回家。在路口看见她，她站在路边冲我挥手，我停在她旁边，摇下了车窗，“要搭车吗？”

    她呵气成霜，因为冷的关系，满脸凛冽的妩媚，“先生，一个人吗？有没有空？”我这才想起来同事们说过的话，国王路沿线的餐馆都很便宜，一到晚上，就有好多的乞丐或者妓女。她双目幽深，表情很执拗。我说：“我太太在等我回家。”她愣了一下，似乎没料到我会这么说。笑笑，“那就不耽误你的时间了。”一股白气从她嘴里喷出来，她的红大衣在路灯下一闪，像聊斋，惨然的媚态。

    准确地讲，她又像天杨，又像方可寒。

    然后我就想起了她们。她们十七岁的脸像烟花一样绽放在温哥华清冽的夜空下面。下雪了，圣诞节快到了。已经有人在家门上挂上了花环。在肖强的店里，我们一起看。看到程蝶衣戒毒的那一段，方可寒腰间的小呼机响了，她笑吟吟地站起来，“各位，我先走一步，改天你们告诉我结局。”天杨没有发现我的眼神追随着她的背影，她和肖强都如饥似渴地盯着张国荣。

    “小尼姑年方二八，青春年华，被师傅削去了头发，我本是男儿郎，又不是——”

    “错了，咱们再来。”

    程蝶衣死了。肖强哭了。张国荣也死了。天杨心满意足地叹着气说：“这就对了。”

    安妮一直在家里等我。看到我，她微笑了一下。安妮是个温暖的女子。身体纤弱，并不美丽，爱笑，而且冰雪聪明。我爱她。国内那些鸟人编排我，说我是为了移民才嫁给她，纯粹是嫉妒。那天夜里我们做了，我小心翼翼地抚弄着她光滑的后背，有点歉疚。因为我从未对她提起过天杨。我甚至跟她提起过方可寒，但是没说过天杨，我跟任何女人都没提起过天杨。没结婚的时候，有次安妮问我，初恋是什么时候。我说小学三年级。她开心地大笑。我并没有撒谎，但我也没有说实话。

    安妮一点一滴地抚摸着我，“tony，我爱你。”她的普通话像所有香蕉人一样成问题。我妈最不能接受的就是她叫我“tony”，后来她睡着了。我搂着她，看着黑暗的天花板，在那个夜晚开始审视我的人生。

    我出生在一九七八年，二〇〇一年大学毕业，开始上班，遇上当时在北京学中文的安妮。结婚，考雅思，移民，那时候——二〇〇二年底，是通过安妮的一个朋友的关系，在一间香港人开的、只有五个员工的小会计事务所打杂，超时工作拿不到加班费，帮老板娘接孩子放学也在我的职责之内——正是因为这个才学了开车，可当时只有做下去，需要存一点钱才能继续去读研究生。二十四年，就做过这些事情。

    那么天杨，你现在在哪儿？

    至于我，你曾经拼了命地去爱的我，正在一个你不知道的角落里苟活着。没错，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