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天杨和江东
“爱,爱得……有时候我自己都害怕。”
“我也一样,江东。”她深呼吸了一下,“所以我怕,可能有一天,咱俩都会死在这上头。”
“别说死。”
“我不是指那种‘死’,算了,江东你跟我说说话行吗?我是说,咱们说点别的。”
“对,我也想说点别的。”
于是我们那天说了很多“别的”。气氛慢慢变得平静,我们说了很多,渐渐地对彼此说了些从没跟人说过的话,我是说,有些事我们从没想过要把它们付诸语言。比如,我说起了我初中毕业那年,去过一次巴黎。
那年父亲说这趟旅行是为了奖励我考上北明。那时候——即便是现在,对一个十五岁的女孩来说,也是一个大奖。一个星期,我住在父亲的斗室里,算上卫生间十五平方米的小屋,只有一张单人床,被我占了,剩下的空间打个地铺都是勉勉强强的。在那个狭小的空间里,我忘了一出门就是那个传说中的巴黎。抵达的那天晚上,水土的关系,我发了高烧,昏昏沉沉地睁开眼睛,满室局促的灯光。父亲轻轻地抚摸我的脸,我在他的瞳仁里看见有点胆怯的自己。男人的手指,温厚有力,是我从来没有体会过的味道。次日黄昏,热度退了,父亲说:“带你去塞纳河坐船。”我们坐着哐啷哐啷的地铁,在一片黑暗中前进。我打量着幽暗的站台上污秽而鲜艳的涂鸦,需要自己开门的憨厚的地铁,人们的脸因为速度而模糊,不知道自己已经变成了一个庞大的孤独的一部分。我轻轻握住了父亲的手,突然听见了音乐。卖艺的老人拉着手风琴,在一片钢铁、速度和性感的气息中,这音乐旁若无人。地铁口的风很大,沿着台阶走上来,看见雕像。父亲说:这就是大名鼎鼎的左岸。然后我就知道,我爱上这个地方了。
我忘不了那个坐在协和广场的黄昏。大气的福克索斯方尖碑像棵胡杨一样挺立在夕阳下面。我看着它,知道现在该是塞纳河边的摊主们慢慢收拾起六十年代碧姬·巴铎的海报的时候。那时候我突然想:罗丹的思想者凝视着绽放在一九六八年五月的萨特,他们,这些伟大的灵魂,都为饥饿的人类夜不能寐。可是他们见过沙尘暴吗?一阵风吹来,父亲的大手覆在我的膝盖上,他说:“巴黎就是这样。七月份,风也凉凉的。”
我穿着一条在巴黎买的淡绿色的连衣裙。父亲说:“好看。”那些天我们的话很少。我要换衣服的时候他就进到那间只站得下一个人的浴室,像玩捉迷藏一样问一句:“好了没有?”我说:“好了。”门开了,父亲看着我,每天他都会说:“好看。”
然后我们一起,穿过这个城市每一个角落。拉丁区一间说是一八八几年就开张了的咖啡馆的老板问他:“先生,这个可爱的小姐是您的情人吗?”他笑着说:“是的。”明媚如水的阳光下,塞纳河风情万种,父亲操着熟稔的法语,他们一起望着莫名其妙的我大笑。那时候,没人知道我来自一个荒凉的地方。
回国的前夜,我在深夜里醒了。听见父亲均匀的呼吸声,我拧亮了床头灯,悄悄爬下来。那屋子真小,我得小心翼翼地踮着脚尖,才能跨过他的胳膊和腿,坐在他脸前的一小块空地上。背后是小冰箱“嗡嗡”的声音,这种公寓所谓厨房就是一个像件家具一样砌进墙里的电磁灶,一做饭,就算打开窗户也是烟熏火燎的。
我抱着膝盖坐在那儿,灯影里父亲沉睡的脸轮廓分明。我的指尖轻轻划过他高高的眉骨,他的脸颊,奶奶常说我和他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有件事我这些天一直很想告诉他,可是我不好意思。六岁那年,他回来过年。晚上我硬是要他念书给我听,那是我第一次真正听到他的声音。他说:“?好吧。我随便挑一页,你闭上眼睛。”他的声音就这样猝不及防地传来:小王子说:她的身体将我包围,照亮了我的生命。我不应该离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