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常常在人声嘈杂的地方，偷偷地看着她。比如下课后热闹得像菜市场一样的教室。我的眼光可以被很多人的身影遮盖，放心地落在她身上。她还是老样子，只不过麻花辫又长了些。她以前喜欢穿小圆领的白衬衣，今年跟学校里的很多女孩子一样换成了大领口。我就是这样一点一滴地打量着她，没有我的日子还算平静，她跟吴莉聊天，她歪着头故作用功状，她像最开始那样每天跟周雷一起吃饭，一起回家。现在我得费很大的力气来回忆，认识她之前，我是怎样生活的。这是个苦差事，尤其是在准备高考的时候。

    黄昏的教室里弥漫着一股花香。还有隐隐约约的肖强店里的音乐。灭绝师太在教室里兜圈子。“江东你发什么呆？你是不是已经特别有把握了？不然怎么这么闲得无聊？”周围一阵窃笑。师太的声音永远悠然自得，特别是在整人的时候。

    记忆里异常清晰的，永远是这些没有意义的片断。那些日子，一九九七年三月一号，我对天杨说：“咱们还是算了吧。”之后的事情，我自己也很糊涂。可以肯定的只是在那段时间内，大街小巷都在放任贤齐的。我对肖强说：“求你别跟着起哄行不行？至少我在的时候你别放，我实在受不了那个人。”

    其实那段日子，我受不了任何音乐。难听的自不必说，好听的也不行。那些声音，那些流畅的声音就像是某种液体，不费吹灰之力就钻到我心里一个最软、最疼的地方去。我还以为我已足够坚强。至少我可以装得若无其事。至少我可以对别人的语言、动作、表情或者别的什么无动于衷。可是在音乐面前，我却手足无措。因为这东西不是尘世中的东西，它从天而降。任何铜墙铁壁的防守也奈何不得它。任何音乐，在那段时间，古典、爵士、华语歌，甚至琵琶独奏，都让我心生畏惧狼狈不堪。我怕它们。

    某个午后，我路过音乐教室。音乐老师正在辅导我们高三一个准备考音乐系的女孩弹钢琴。跟她说这儿快点，那儿慢点。两秒钟后，我就听见一阵音乐，不知是贝多芬，还是莫扎特，夹着音乐教室好得不能再好的共鸣。在狭长的走廊里华丽地注视着我。我咬了咬牙，告诉自己再坚持一下就该下楼了。走到楼梯口却终于忍不住，像逃命一样地往楼下冲，直冲到完全听不见一点声音的那一层。喘着粗气对自己说：丢人。

    那天晚上我又梦见了我的火车站。天杨穿了一条鲜红色的连衣裙，坐在火车顶上。汽笛悠长，我说天杨你要去哪儿？她说你没看见我的红衣服吗？我要结婚了。我会寄明信片给你的。火车开了，我醒了。一身的汗，电话铃就在这个时候响起。我“喂”了好几声，那边一点声音都没有。

    “天杨。是不是你？”我说，“天杨，我知道是你。天杨你怎么不说话。天杨，我想你。我真想你天杨。”不管了，我终于说了。然后我听见一个老头儿的声音：“不好意思，我打错了。”

    要是我今年不是十八岁，而是二十八岁就好了。我就有更多的办法，更多的力量。那时我常常这么想。不过我现在才明白，你永远没有足够的办法和力量，因为永远没有一件事是等你完全准备好了以后才发生。举例说，那天下午，我又碰到了方可寒。

    那是星期六的傍晚，老地方——篮球馆的地下室，我看见方可寒和隔壁班的一个男生打得正热闹。那男生扭着她的胳膊，她也不是个省油的灯，用剩下的一只手在那男生脸上留下五条美丽的血道子。那男人没种，惨叫一声把她推开，一转脸看见了我，就狼狈地拎起书包蹿了出去。她缩在墙角，头发滑下来挡住了脸。

    “方可寒。”我走过去，拍拍她的肩膀。还真是有缘分，我想。不仅是和她，还有和这个地下室。她抬起头我才发现，血从她的鼻子里不断地涌出来，衬得她脸色惨白。

    “把头仰起来。”我说，“要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