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说：“天杨，咱们还是算了吧。”刚打过放学铃的楼里很乱，各种各样的喧闹声，我都没听清他在说什么。

    他重复了一遍，“天杨，咱们还是算了吧。”我愣了一下，在脑子里转了转“算了”的意思。

    “为什么？”我没头没脑地问。

    “不为什么。”

    “你不喜欢我了？”

    “不是，绝对不是。”

    “你觉得咱们马上就要高考了，这样下去不好？”

    “不是。”

    “那我做错什么了？”

    “不是你的问题，天杨，是我自己的问题。”

    学校的走廊里最后安静了下来。因为就剩下了我。台阶凉凉的。我坐在上面。灯光没有干扰地倾泻，就像一个没人来关的水龙头。任何一点细小的声音都能听见。比如空气凝固的声响，比如灯光的流动。一九九七年三月一号的晚上就以各种各样平时根本听不见的声音封存在我的记忆里。在这些灵魂一般的声音中，或者说，在这些声音的灵魂中，我知道江东走了。以后的几年，我经常能梦见这个听觉发达的夜晚——它的气氛适合在梦里出现，因为图像鲜明又无比寂静。大二那年的某一天，我从这个梦里惊醒，猛地坐起来，动静很大，不过我不担心会吵醒那时的男朋友，他睡着之后就跟死了一样。混浊的灯光中，我点上一支烟，打量他熟睡的表情。突然想起故乡荒凉的堤岸上我和江东的玩笑。他说你千万别死，你死了就是逼我再去找一个，还得从头适应脾气个性什么的何必费事。想到这儿我就笑了，心里说其实不像原先想的那么费事。然后俯下身子，轻轻亲吻那个依旧熟睡的男孩子的脸。

    一九九七年三月，沙尘暴刮得很凶。狂乱地往春天的脸上扇着耳光。少女一样的春天，在哪里都是被珍爱或者被假装珍爱的，只有在我们这儿，嘴角上永远渗着直截了当的血痕。那些日子很难熬。我是说从我在肖强的店里十分丢脸地大闹过之后。我用尽所有的力气集中精神念书，试图在一页又一页看不完的课本里重建一份已经没有江东的生活。这并不容易，因为我得努力回忆十五岁以前的我是怎样生活的。每当他从我的课桌边经过的时候，我会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把面前随便一本书翻到随便一页，这样就可以理所当然地不看他的脸。吴莉说：“宋天杨，你得打起精神来。”我笑笑。她说：“真的宋天杨，老实说，我早就觉得你们俩会这样。因为你没有一点手腕。”我愣了一下，江东就在这时折了回来，很凶地对吴莉说：“你刚才说什么？”吴莉说：“我说什么用不着你管。”他盯着她，一个字一个字地说：“少他妈胡说八道，我警告你。”

    “对不起。”我抱歉地对吴莉说，然后突然发现，我现在凭什么替江东道歉呢？一种寒冷的现实感就在这个时候涌上来。就好比对一个骨折的人来说，疼痛总会在骨折之后的一段时间内降临，不会是马上。很多事情，刚刚发生的时候，只是感觉到寂静而已，巨大的寂静。

    一个沙尘暴肆虐的星期天，周雷来我们家写作业。确切地说，我写他抄。窗外狂风呼啸，树叶的嫩绿色变成了一种挣扎的象征。他突然停下来对我说：“再过几个月，就能离开这儿了。”语气狠狠的。

    “做梦吧你。”我说，“像你这样天天抄作业的要是能考上大学还有没有天理了？”“我报西藏大学行不行啊？”他瞪着我，“总之，哪儿都好，四五流的大学我都不在乎。只要能让我离开这儿。”

    他望着窗外，突然笑了一下，“有的时候吧，我就觉得，这些一天一地的沙子肯定是古时候那些士兵的亡灵。”

    我笑，“干吗这么吓人？”

    “真的，你说像不像？一将功成万骨枯，他们就是那些‘万骨’，又让风给吹醒了，然后不要命地继续杀杀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