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一个生病的人在这样一个地方遇上你，魔鬼身材的白衣天使，笑容灿烂（我是说如果我心情好的话），你极有可能成为他或她记忆中的奇迹——如果他或她心里还残存一点梦想。所以，我对自己说，你过得不错。想想人才交流中心的人山人海，想想因为自己和爱人都下岗了才来我们家做钟点工的刘阿姨，尤其是，想想你每天面对的那些孩子们。

    终于说到我的工作了。我照料一些患白血病的孩子们。一些浪漫或自以为浪漫的人会说：“见证那么多的生离死别——这工作有些类似神父牧师什么的——不过好像不适合神经纤细的人吧。”我告诉你，这揣测善意得有点伪善。我也曾经这样揣测过，第一天上班的时候，我对着镜子左照右照，自认为比《珍珠港》的女主角还要正点。“从现在起，”我对自己说，“你就是命运送给那些受尽苦难的孩子们的，唯一的善意。”但我很快就明白了自己的矫情。当你一天已经工作了十五小时，你听见危重病房里爆发出一阵呼天抢地的号啕，凭你神经再纤细也会重重地皱一下眉，心里想：“靠。”——因为这意味着你的下班时间又有可能推迟。没错，又一个还没绽放就凋落的小家伙。可是你累了，你的身体和大脑都在卑微地要求一个热水澡和一场睡眠。我们，这群被称为“白衣天使”的人们，对生命的敏感和尊重——因为见得太多所以麻木——比一般人要低上起码五个百分点。

    病房里的空气二十年来都是一样的味道和质感。刚才在二楼的时候我碰上早已退休的老院长。很多年前他是爷爷奶奶的大学同学。他惊喜地说：“哎呀你已经长成大姑娘了，你就在这儿上班？好好好。”我怀疑他是否真的知道我是谁——他三年前就患上了老年痴呆症。果然他说：“你妈的身体现在还好吧？告诉她要锻炼。”我笑容可掬地说我一定转告。然后看见杨佩站在楼梯口冲我挤眉弄眼。

    “你大小姐还真有爱心，”她最喜欢做的事就是取笑我，“跟那么个老糊涂聊得津津有味，够闲的。我可快累死了。你知道吗？昨天晚上那个皮皮发病危通知了，折腾了一夜。我骨头架子都散了。”“病危？”我说，“昨天我看着还好好的。怎么样了？”“没死。”她把化妆盒放进坤包里，“救过来了，人都醒了，不过我看他妈是快疯了。”她拍拍我的肩膀，“宝贝儿我走了，回头小郑来了你让她把堡狮龙的优惠卡还我。”

    她走了以后的这间休息室还真是安静。我从柜子里拿出我的白衣。它曾经是雪白的，现在已经变成了象牙白。不知不觉间，我穿了三年。我照例把该给的药送到每一床。那些父母往往像孩子一样冲我脆弱地一笑，倒是躺在床上的那些孩子，才七八岁甚至更小眼神就已漠然到一种境界。我走到皮皮跟前，他在输液，闭着眼睛。他妈妈，那个说是三十岁看上去足有五十的农村女人拘谨地跟我打招呼。“皮皮，”她说，“叫阿姨呀。”“别，”我打断了她，“让孩子睡吧。”“他不睡，”她有些紧张地笑笑，“刚才他还说他不瞌睡呢。”这时候皮皮睁开了眼睛，他是个眉清目秀的小男孩。“阿姨好。”他说。“皮皮，”我俯下身子，“今天天气特别好，阿姨帮你拉开窗帘吧。”——我跟孩子们说话的语气一向被杨佩批判为“矫揉造作”。他轻轻地笑了笑，“不用。太阳晃眼呢。”然后又闭上了眼睛。

    我走出去，现在我要到楼梯对面的另一间病房。皮皮他们那间是给十岁以下的孩子的，我现在要去的这间住着十到十四岁的孩子们。我比较喜欢来这一间，因为这儿住了两个活宝：龙威和袁亮亮，都是十三岁，一对相逢恨晚的难兄难弟。常常交流黄色笑话，也常常互相嘲讽对方做骨髓穿刺的时候表现得像个娘们儿。

    “美女你好。”他们每天都这样跟我打招呼。

    “美女，”龙威指指袁亮亮，“他刚才居然说你长得像舒淇，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