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天我问郑南音，那个时候，她为什么要策划一场给小叔的生日晚会。她冲我淡然地一笑，她说：“我什么都没有策划。”我说，那怎么可能不是你的主意呢。她说：“我只是给每个人讲了你给我讲的故事。尤其是小叔说的那句，‘她吃过的苦要比我多太多’。”然后她伸了个懒腰，注视着窗外的天空，“我的同学们，比你们那个时候的人有同情心，仅此而已。”

    她现在说话的腔调，还有她的很多表情都让我觉得陌生。在那个2006年，她高中毕业的夏天里，她几乎是一夜之间蜕变成了如今的模样。或者在某些人眼中，她变得比以前讨人喜欢，因为她不再像个二百五一样地大呼小叫，她也收敛了不少颐指气使的小姐脾气。就连三叔都说，南音如今说话的声音都和以前不同，有分寸了很多，比如她接电话的时候，非常得体，太像个大人了。然后三叔，三婶，以及小叔这群“大人”一起面露欣喜之色：“好不容易呵，最小最浑的南音也有今天。”

    可是我只想让曾经的南音回来。

    小叔还是那么不紧不慢的，他说：“人总是得长大的西决，南音也不可能永远是那副小姑娘的样子。你得接受。”

    小叔现在更是什么都能接受了。尤其是在那次生日晚会之后。

    2006年的春天，越来越多的学生通过我把自己的作文交到郑鸿老师手上。准确地说，不是作文，是跟考试要求无关的涂鸦。因为一场断送前程的恋情，郑鸿老师的才华横溢变成了具体的，活生生的，表情丰富的。这尽管是个很荒谬的逻辑，但是它就是在现实发生了。郑鸿老师给每篇送来的习作都附上500字以上的评语——那已经不能算是评语了，有时候天马行空地想到什么说什么，有时候掏心掏肺地恨不能给人家学生讲我们家祖宗八代。于是我总是嘲笑他像个大妈级的电台情感节目主持。作为高三的老师本来是辛苦的，所以他经常一天只能睡三四个小时。他说：不累。

    然后有一天，校刊主编，一个高二的小帅哥也找上门来了，诚恳地邀请郑鸿老师出任校刊的“文学顾问”。郑鸿老师的大名重新端端正正地出现在校刊扉页上，出现在校广播站的美女主播嘴里，出现在校园里的宣传栏。郑鸿老师走在从食堂到教学楼的林阴路上的时候，突然间多了很多各个年级的学生热情地跟他打招呼。这些突然之间开始亲近郑鸿老师的学生里，自然是什么样的都有：有在学校里受惯了冷落又自命不凡的文艺小青年，有自认为自己成熟另类视好成绩如粪土的小孩，当然也有没有勇气放弃自己十几年的乖孩子身份的学生，借着对郑鸿老师的热情，偷偷地浮出“乖孩子”那令人压抑的水面，透一口气。总而言之一句话，是那些暂时还没有变得太现实，对生活还心存一点点浪漫的孩子们。他们一直孤独，然后他们觉得，善待一个曾经因为浪漫天真而备受冷落的老师，就是善待他们自己。恐怕他们谁也没有料到吧，原来在这个看似麻木的校园中，隐藏了那么多自认为孤独的人。于是郑鸿老师又一次莫名其妙地成了角儿。殊不知在他们齐心合力，心照不宣的孤独者同盟结成的时候，被现实生活的规则狠狠惩罚的那个郑鸿老师，就已经成了历史。因为他们的浪漫，也是现实生活坚固的一部分。

    新的争斗围绕着郑鸿老师展开了。同是一群十几岁的少年人，有人要攻击他，有人自然要维护他。很多的错觉就是在这种似曾相识中产生。好像中间那十年，从来都没有存在过。很多年长的老师面对郑鸿老师受到的突如其来的礼遇，有些诧异，然后是轻蔑地感叹世风日下。我跟小叔说：“不是你自己班上的学生，就不要答应帮他们改作文，这样会得罪人的。”小叔淡淡地说：“我不怕。”

    说得也是，想想看，我心里也是一阵恻然。他没什么可失去的了，自然不怕。

    他依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