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后他跟那个善良的卖豆浆的阿姨说：“两杯热的，带走，一杯加糖。”

    阿姨用戴厚厚的手套的手给我们装了两杯，神秘地笑笑说：“闹别扭了，就是该和好嘛。人家一个女孩子，这么冷的天气……”

    趁着他要付钱的时候，我把手挣脱了出来，名正言顺地把豆浆拿到那只他碰触过的手里。

    我们坐在医院底层的挂号大厅里面，把两杯豆浆喝完。外面似乎快要出太阳了，至少这间挂号大厅里的人们又开始了正常的熙熙攘攘。他早就把那个空杯子捏在手里当玩具一样虐待着，我绝望地看着我的杯子一点一点地见底。随着绝望加深，我心里却渐渐地堆起来积雪一般深重的平静。我们没有开口说话，谁都没有。

    后来他低声说：“要是你还没喝够，我就再出去给你买一杯。别一直咬吸管了，看着真凄凉，跟饥荒地区的儿童一样。”

    我问：“陈医生是什么刚候醒来的？”

    他说：“昨天晚上。快要凌晨了。”

    我们就像两个非常成熟的人那样，不约而同地把我们之间的问题和烦恼放在一边，谈论起更重要的事情。低声地交流着陈医生的身体状况，和他脱离生命危险的可能性。——这种平衡稳重的局面自然是装出来的，可是，我们也必须如此，因为摆在面前的，的确有比“我们接过吻”更严重的事情。

    他谈起这些的时候，语气淡然得不像是在聊一桩惨剧。我知道他置身其中太久了，所以非常坚韧地就习惯了起来。他说：“无论怎么样，高位截瘫是肯定的。因为脊椎受了伤，而且昏迷得太久了，脑损伤也是没法治的。就看他能不能恢复些语言的能力，还有记忆了。要再等一段时间，才能确定他的智力在什么水准上。”他长长地叹气，“其实醒来也没什么区别。全身上下唯一能动的就是眼睛。”

    “那臻臻呢？”我满怀着听见好消息的希望。

    “不知道啊，昨晚的事情，她还没来得及看见呢，我也想看看她现在会不会有反应。”他安静地看着我，“南音，如果臻臻好了，你还会常来么？”

    我更用力地继续咬着吸管，这样可以避免说话。

    “这几个月天天都能看见你。”他像是突然听到了一个不错的笑话，那笑容属于自己和自己之间的心领神会，“但没想到，原来还有今天。”

    我站起来，我说：“我该走了。”

    “不看看臻臻了么？她快要来了。”他的眼睛里充满着期待。

    “我得回家去。”我看了他一眼，我跟自己说这就是最后一眼了，“我得回去用家里的座机给苏远智回电话。就是我老公，我以前跟你说过一次的。”

    医院外面的街道上阳光灿烂。阳光解救不了寒冷，也依然是好东西。红绿灯对着满街的车水马龙重新拾回了尊严。可是这人间对我而言，已经成了新的。崭新的。

    原来不是所有崭新的东西都是好的。

    原来这个世界上也存在着崭新的恶。无论是好的，还是恶的，“崭新”还是拥有它独立的光芒。现在这光芒不讲任何条件地照耀了我。此刻的明亮当然是我做梦都不想要的，但是，它永远属于我了。

    “连你都可以杀人”，这句子现在几乎是万能的。太阳如果愿意的话都可以在上午十一点沉下去丢给我们莫名其妙的黄昏，因为，连你都可以杀人。

    接下来的一周我躲在家里，没再去过医院，偶尔会想一想臻臻，然后告诉自己说她应该还是老样子的。外婆看电视的时候，轮到我来做讲解员——我应付这项工作的能力还真的赶不上雪碧。我们都等着爸爸和姐姐每天带回来新的消息——比如律师又说什么了，比如陈医生的治疗有没有进展——听起来，基本都算是好消息。医院说，以陈医生之前的状况看，能醒来就是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