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顾她，她都是不满意，搞得家人痛苦不堪。到最后是靠输液来维持生命，她没有公费医疗，都是自费，又从经济上把一家人拖得焦头烂额，但谁也没办法从这个苦难中解脱出来。不要说那时没有安乐死，就是有，谁又忍心谁又敢提出让她安乐死？当社会福利没有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一个人只能希望自己不遇到这种灾难，不然怎么样都是痛苦。但哪个家庭都有老人，那个家庭都可能有病人，谁都可能走到这一步。

    她想，我还不如移民到加拿大去，那样即使我有癌，我能动的时候自己照顾自己，不能动了，社会会照顾我，我不用拖累任何人，也就不用看任何人脸色。听说加拿大对小孩的福利政策也很好，那即使我死了，周怡也不会流落街头。如果社会能把这些事解决了，婚姻家庭就少一些责任义务，夫妻守在一起就更多的是因为爱情了。

    她想到周宁的担心，就觉得应该尽快把离婚的事办了，不然等真的查出癌来，他周宁迫于社会舆论的压力，就不敢离婚了，那会拖累了他，也把自己搞得不愉快。她马上打了个电话给周宁，说你能不能找找你的熟人，把我们的离婚尽快地办了？

    “你这么急？人找好了？等着出嫁了？”周宁嘲讽地说，“这回搞稳妥了啊，别搞得像上次陈大龄那事一样，自己在那里一厢情愿的，别人可是一下乡就没气了。”

    “这次不会，”杨红说，“你出国的事也不会受影响的，入关时没人查你的结婚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