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去跟毛姐一样，看别人都一对一对挺般配的。只要是好人你就会爱上他？不一定的嘛。像你跟周宁，一个班那么多男生，别的肯定也不错，为什么偏偏爱上他？爱情这种事，总要讲点心动的感觉吧？”

    杨红想到自己跟周宁的爱情，不知道自己感受的算不算心动，无意当中，就说:“其实我小时候立志是嫁一个会拉琴的人。”说了这句，杨红突然觉得脸发烧，怕陈大龄误会到别处去了，赶快声明说:“那都是小时候瞎说的，其实周宁也算是一个拉琴的，只不过他现在不爱拉了。”

    陈大龄就问周宁拉什么琴，听说是二胡，就说自己以前也学过一段时间的二胡，因为提琴是西洋乐器，学提琴怕别人说崇洋媚外。但后来觉得二胡的声音太悲怆，一拉就恨不得哭，所以还是学了提琴。

    陈大龄说:“也不知怎么的，就觉得二胡的声音太愁苦，表现的是一种家里揭不开锅似的愁苦。而提琴呢，虽然也可以是哀伤的，但只是一种淡淡的哀伤，或者说是情感上的哀伤。也许这跟中国人的生活经历有关。西方文学艺术中的哀伤，主要是爱的哀伤，但中国近现代文学中，就有很多是直接描写人们在生死线上的挣扎，没有那番经历，是很难体会那样的愁苦的。”

    陈大龄就把他插队落户的故事讲给杨红听，说他去的地方是一个非常贫穷落后的地方，那种贫穷不仅是物质上的，而且也是精神上的，感情上的，因为贫穷落后跟愚昧无知是手挽着手的。那里男尊女卑的思想非常严重，丈夫对妻子都是呼来唤去，非打即骂。女人想的也是“嫁汉，嫁汉，穿衣吃饭”。很多小女孩，连小学都不能去上。

    杨红听着，就想起周宁的故乡周家冲，心想，跟他家乡那些打骂妻子的男人相比，周宁大概已经算是非常疼爱女人的了。杨红说:“有时真的很想为那些地方的人做点什么，特别是为那里的女人做点什么。”

    陈大龄说:“那你可以参加讲师团啊。现在每个系都要抽出人来，组成讲师团，到乡下去宣讲党中央的精神，我也报了名。我倒不太懂党中央的精神，只想去那里教教书，教教琴，也算帮助那里的小孩子。不过h大很滑稽的，走的那天还要披红戴花，让全校师生在学府大道上夹道欢送，搞得我几乎不敢报名了。更滑稽的是，学校还分给我一室一厅的房子。我在这里的时候，不分给我，我下乡去了，反而分给我。其实我这个人，住什么房子无所谓。在那样贫穷的地方待过，我现在无论住什么样的房子，过什么样的生活，都觉得很幸福。物质生活上我是典型的不求上进，满足于比上不足，比下有余。”

    杨红吃惊地问:“你分了一室一厅了？那你要搬走了？怎么你早没说？”连她自己都听出了自己声音中的惊讶，赶快住了口。

    陈大龄微笑着，看了她一会儿，才轻声说:“我又不是搬出地球去，我还是在这个学校里的，就在五区，从这里的校门出去，沿着滨湖路，骑车不过十多分钟就到了。”

    “那你要去讲师团多久？”

    “去一年，如果愿意，待长点也不会有问题。”

    杨红觉得心乱如麻，又怕他看出了她心里的不舍，慌忙告辞回家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