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我祖母冯婉喻连她的小女儿丹珏都不认识的那天，我和祖父陆焉识的关系已经是“死党”级了，虽然我表面上不让他看出来，我其实特拿他当回事。他开始给我推荐书籍阅读，介绍古典音乐曲目给我，那是他的挑唆方式。他不动声色地挑唆，把我和正在流行的迪斯科、邓丽君离间开来。阅读海明威和福克纳也是这样，他并不讲翻译家的坏话，一个贬低的词都没有；他只是从中译本上转开目光，再把两束浑浊的目光放远，有点拿腔拿调地背诵着原文。这样，他也就成功地离间了我对于翻译家的信任，我开始写信请求大姑母冯丹琼替我在美国买原著，再海运到上海。

    我祖母冯婉喻把冯丹珏认成陌生人是她失忆症的又一个飞跃。

    1980年夏天，丹珏参加中国科学家代表团到美国访问两周，回到家婉喻对着她就来了一句：“侬好。”丹珏浑身的血都凉了。接下去的几天，丹珏不屈不挠地一次次和婉喻进行母女相认，一次次向母亲自我介绍，摆出证据，证明她确实是那个和母亲在一起生活了四十多年、从小姑娘生活成老姑娘的冯丹珏。并且，冯丹珏还要和母亲向着未来生活下去，母亲最好接受她，尽快地熟识她，以便她们在一个屋顶下把日子往下过。丹珏从美国回到家那天，陆焉识也耐心地一遍遍地替丹珏作证：这个拖着大旅行箱进门的中年女子不是不速之客，用不着忙着泡茶，切水果地款待。婉喻似乎更信任陆焉识，他在丹珏脱下美国的姐姐送的裙子式长风衣，又拿出几块衣料时说：“喏，你看，这个不是小囡囡是谁？两礼拜前她出国的时候，你不是叫她帮你买美国衣料吗？”

    婉喻终于恍然大悟地一扬眉毛（谁也不知道她是不是真的恍然大悟），脸上肌肉渐渐舒展开。

    “你也认得她的，对吗？”婉喻指着丹珏问焉识。

    知道焉识也认识丹珏，婉喻点点头，心里似乎有底了。焉识已经是她离不开的伴儿，每天早晨天刚亮她就会在阳台上等他，下雨刮风都不例外。焉识也是风雨无阻地按时到来，陪婉喻玩玩两人的牌戏――同一种玩法他必须天天教她一遍。然后他读书或读报，她便静静地在一边陪着，或打打瞌睡。他们隔一天就会出去逛公园，吃饭。婉喻越吃越少，但坐在一个环境不错的餐馆里，她心里似乎出现了什么故事。那些故事她无法理出头绪，再把它们讲出来，但谁都能看出她的记忆活跃起来。陆焉识从这年的五月开始得到民政部的补发工资，每月有一百二十六元，除了他贴补儿子一家的六十元，剩余的钱够自己和婉喻坐几次雅致的餐馆。这里说“坐餐馆”比说“吃餐馆”要来得贴切，因为他们吃得太少，只点一个菜，或者一客点心。他们吃得那么少，服务员白眼来白眼去，话也很难听。焉识不去理睬他们；他在白眼和难听话里生活太多年了，好听话和正眼看他倒让他觉得可疑。

    这天他们坐在国际饭店的中餐厅里，焉识对婉喻说：“昨天夜里你又搬家了？”

    婉喻笑而不答。

    最近婉喻有了个新本事，过三天五天就能把客厅的家具和陈设重新搬一次。她总是在夜里完成这类搬家。再重的家具都难不住她，她有很多妙招可以使红木八仙桌移位：她在四个桌腿下各塞进光滑的杂志封面，推着桌子滑动一小截距离，滑出那四张封面，再重新将封面插到桌腿下，如此重复，最后能把桌子移到房间对角。常常在第二天一早，从卧室出来的丹珏会看见一个完全变样的居家格局。你从来问不出，她为什么要这样搬个没完没了。她心里似乎有个布局图样，她一直在依照心里那个图样布置现实的空间。但她似乎一直无法把现实的空间摆置得和心里那个图样吻合，因此她总是搬家不止。丹珏疲惫而无奈地笑着，向焉识告婉喻的状，说她如何吵得楼下邻居半夜睡不着。每当此刻，焉识就特别渴望看透婉喻心里的那个家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