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说情吧。”前解放军指挥员为自己的妇人之仁臊死了，马上补一句：“奶奶的！”

    不远处，化成了泥胎的囚犯们摇摆着站起，各个组长在残剩的风里点名，然后犯人们报数。风刷过一副副嘴唇，一半嗓音立刻上了天。好几个人的毡帽和棉帽没了。一些帽子不只是帽子，喝青稞糊糊时是容器，让糊糊腻结实了夜里又是夜壶。

    和邓指分开时，老几找到了邓指的眼睛。这是个好兆头。邓指不给你找到他眼睛的时候是冷血的。

    一天又一天，被犯人们叫做老几的我的祖父等着邓指传唤他。老几在心里又写出两篇散文，书信体，给小女儿丹珏写的，写到好处他得歇歇，他的思考太流利了，一点也不结巴。十八年后，我就是从他给丹珏姑姑的书信体随笔中了解到他如何起了念头，要拿那块欧米茄进行贿赂。

    一天又一天的，葫芦把场部礼堂的消息带回来：那个有关根治血吸虫的科教片还在演，人们还是看个没够，因为里面有一段说到女人怀胎，说血吸虫怎样把胎儿给蛀了，因而就有了一个一丝不挂的假人。另外还有一个真实的女体，虽然上面下面都遮住，露的就是个肚脐眼，不过眼力超凡的人坚持说肚脐眼下三寸的地方能看见几根卷毛。因此这段身体对此地的人们来说，看看还是很值。因此老几成了劳改农场的名人，从犯人到干部都知道无期犯老几的女儿演上了科教片，就是那个也长着卷毛的女博士。渐渐地，传闻脏起来，说那个女体上的肚脐眼是老几女儿的。再过一阵，老几（老卷儿）的女儿有了名字，叫“小卷儿”。

    梁葫芦说着偷看一眼老几。老几不反应。他对待肮脏就是不反应。肮脏的念头、肮脏的语言不干扰他，就是因为他对它们可以聋，也可以瞎。

    梁葫芦从脏得又粘又厚的口袋里掏出一个土豆，掰成两半，给老几一半。吃完，男孩子又掏出一个。一连好几天，梁葫芦总有超份额的土豆偷偷分给老几。

    老几只是贪吃。这年头少吃一口会吭声，多吃一口都安安静静。一个礼拜过去，梁葫芦再给他土豆的时候，他的手开始躲闪了：土豆不是好来头。

    “知道我咋弄到的？”小凶犯问。

    老几警惕地瞪着他。他可不想给梁葫芦牵扯到什么勾当去。不参与勾当他还得不到恩准去场部礼堂呢。

    “你知道419号吧？刘胡子？国民党起义的警察局长？就是睡在紧靠墙，挨着我的那个？……”男孩突然把嘴凑到他耳边，“老狗日一直病着呢，我一直给他打饭，一直偷他一口两口的……老狗日死了。”

    我在1989年读我祖父的书稿时，认识了这么个刘胡子。他本名叫刘国栋。查查上海解放的起义功臣名单，能查到刘国栋三个字。他是上海一个警察分局的副局长，跟地下党在上海解放前夕接通关系，带着分局全部卷宗起义，然后把卷宗交给了后来接管上海的军代表。1954年4月的一天，刘国栋接到几大张纸的逮捕名单。他打电话问行动负责人，这么多人一天逮完？电话里的北方话回答：这是镇压反革命，不是过去逮捕地下党员，心软啥软？！刘国栋又来一句：每个名字后面总得有个具体罪状吧。北方话说：每个人自己都明白自己是啥罪状。刘国栋是边跑边系上皮带、挎上手枪的。他也是跑步跳上轰轰待发的捕人卡车的。六辆捕人卡车在刘国栋的指挥下，警笛长鸣，呜呜地上了大街入了小巷，擦过我祖父常常散步的静安寺对面的公墓，冲过赫德路和静安寺路的十字路口，朝着我小姑姑正在打羽毛球的弄堂而来。那是晚饭时分，刘国栋连这天的早饭还没有吃。太忙了。局里要争逮人竞赛的红旗。刘国栋端着手枪，坐在驾驶室里，看着我祖父被带过去，看着跟在后面的女孩脸上那需要半世纪才能驱散的懵懂，上了卡车车厢。刘国栋这样的职位只需要坐镇就行。大逮捕进行到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