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格接下来又发言道：“丁先生在辞去《世界经济周刊》研究员的时候签过一份协议，限制你在5年内不能从事同一行业，为此补偿你15万马克，虽然你没有接受这笔钱。为了丁先生的声誉，我们希望你做出必要的承诺，并为此补偿你18万马克。”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格尔斯曼的助理随即拿出六沓马克现金和一份事先拟定的商业利益保护协议。那6沓现金一看就是代表了6个投资人，每家出资3万马克。

    郑建时插言道：“这显然是预先谋划的。先生们，过分了吧？”

    郑建时43岁，出生在波恩，祖籍安溪，信奉佛教，身兼欧洲华人协会常务理事、德国福建同乡会秘书长、柏林安溪茶业商务会会长等职，在不莱梅开有“中华园”分店，另在柏林经营一家安溪茶艺馆，还有一家名为“斯雷特姆”的贸易公司，在欧洲闽南系华人圈里是个小有名气的人物。他在丁元英留学期间两人因茶道而相识，因讨论佛教而为友。

    丁元英拿起协议看了一遍，提笔划掉补偿条款，签上名字，然后站起来说：“我这个人还没有重要到可以用‘个人声誉’来评价的程度，我很荣幸能与在座的先生们合作，我恳请先生们能同意我从冻结的资金里拿出13万6千马克的零头，给我留口饭钱。”

    丁元英说完，将现金和协议递给格尔斯曼。

    格尔斯曼接过协议看了看签名，困惑地说：“我想，我们没有理由不同意。”

    丁元英坐下，会议室里呈现一阵不和谐的沉寂。

    詹妮平和地问：“先生们还有什么问题？”

    没有人再提问，但众人的目光却全部锁定在丁元英身上，那么多目光汇集在一起清晰地聚焦成了一个硕大的问号：为什么？

    詹妮等了几秒钟，会场里也沉默了几秒钟。她适时地站起来说：“那么，今天的会议就可以结束了。请大家在会议记录上签字。”

    书记员拿着会议记录逐一请各方代表签字。

    签字之后，詹妮友好地说：“请原谅，我还想再占用先生们一点点时间。我提议，为我们这次愉快的合作大家干一杯。”

    早有准备的工作人员闻声而动，转眼间几个餐厅侍应每人托着一盘子红酒走进会议室，恭敬地给每位女士和先生们送上一杯。

    詹妮举起酒杯说：“为我们愉快的合作，也为我们有机会再次合作，请大家干杯！”

    每个人不论是以什么样的心情，都把酒喝干了。

    2

    詹妮寒暄着，送客，投资方的人很快就散去了。

    郑建时是丁元英的朋友，虽然他与詹妮同在一个城市里生活，但彼此并不熟悉，是私募基金使他们走到了一起。此时他客气地对詹妮说：“詹妮小姐，我们也回去了。晚上我给元英饯行，非常希望你也能来赏光。”

    詹妮也客气地说：“谢谢，晚上我还有事，就不去了。明天我去机场送他。”

    郑建时说：“也好，那就明天见。我们先告辞了。”

    于是，郑建时、李志江和郑建时的一个助理一道走了。

    詹妮小声对她的助理交代了一句什么，那位助理也离开了。

    会议室里就剩下詹妮、丁元英和肖亚文3人。

    詹妮说：“走，我们到酒吧坐坐。”

    在往酒吧走的路上，詹妮问：“这次买唱片吗？”

    丁元英说：“买了60多张。”

    詹妮说：“你收藏那么多唱片，都能记住吗？”

    丁元英说：“经常有买重复的，不过就这点嗜好，重复就重复吧。”

    他们说着话来到四楼的酒吧，形容这里只需用两个字就够了：奢华。

    这是一处由6个吧区组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