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征得她同意，就没有去场部办手续。反正山高皇帝远；谁家结婚的时候，来宾进门也不会先索取结婚证检查一番，这样，我们就“结婚”了。

    我不禁发出一声神经质的怪笑。原来，我这个被“群众管制”的人竟和她过了一年非法的夫妻生活！承认我们是夫妻的不过是群众，是时间，是我们的感情和习惯。到后来，连我这个当事人也忘却了我们还没有履行法律手续。这样说，我这些日子所费的心机纯属多余，要走，我满可以拍拍屁股就走。

    我忘却了，她却记得。她向我投来十分憎恨的一眼，厉声说道：“哼！你当初跟我结婚就没诚心！”她轮廓丰满的嘴唇突然变薄了，露出雪白的门齿。“你满肚子鬼心眼！我今天才把你看透了！”

    她的话象冰雹一样打在我的脸上，我沮丧地说：“你别误会。当初我是诚心的，决不是要花样。我笑，是因为这事情很滑稽。黑子说过，没有道德的日子好过，我看，没有法律的日子也很方便。”我叹息一声，“我们真象场戏，真象场梦！”

    “我是做梦做醒了。”她说。

    醒来的应该是我，而现在她也说自己醒了。我迟疑不决地停在薄冰上，不敢再迈出一步：我不知道她究竟是怎样想的，会说出什么话来。是不是夫妻两人决不能清醒，清醒了就会分道扬镳呢？

    夫妻生活就是梦。不是美梦便是恶梦。千万不要清醒！

    她象是想起了什么，兀地站起身，掀开箱盖，一件一件地把我的衣裳拿出来——这些衣裳没有一件不带有她的气味。她很冷静、至少在表面上看是这样。对于离婚，她好象已经熟于此道了。

    “人穷也好，穷人离婚简单；你的、我的，一分就完了！”她居然还有这么一份幽默感。最后，她把半导体收音机也放在我的衣裳上，说，“这个也给你，当特务离不了这玩意儿。”

    我无可奈何，撇了撤嘴。现实摧毁了她的生活，摧毁了她的一切，但她又把任何要反抗命运的，要在严酷的现实中去寻找一点供氧的罅隙的行动却都当成是“反革命”。必要的时候，她也会捏着小拳头喊叫：打倒这些反革命。我干巴巴地说：

    “这个东西是你买的，我不能要。”

    “有啥不能要的呢？”她故作惊诧地摊开两手，用冷冰冰的语气说，“这些东西，你拿去；屋里搬不走的，你给我留下。我不是傻子，不会让自己吃亏的。”她继续在敞开的箱子中掏着。这只神秘的箱子仿佛有掏不尽的东西。她从一块小手帕包中拿出一叠钞票，很熟练地点出二十张。“还有，这二百块钱，你也带上。”

    “咦！”这时，我是真正惊诧起来。“你还给我钱干什么？我们……我们生活这一年又没存下钱，我心里有数的。”

    忽然，她支持不住了，象一个孩子精心搭置起来的积木在一刹那间全部倒塌，她冷漠的、冰凉的、严厉的表情陡地垮下来。她用拳头堵着嘴，呜呜地哭道：

    “我说，你章永璘，你生就了一副狼心狗肺！你走就走，跟我耍这些花样干啥？……其实你根本不用跟我要这些花样！你说一声：‘我要走’，你就走好罗！谁也不会拦你，谁也不会拉你……”

    她的头无力地垂着，语句断断续续的，耷下来的肩膀一耸一耸的，一副被悲痛压倒的模样。她捂着脸，站在箱子旁边，宛如从箱子里钻出的向我索命的鬼魂。那姿势分明召唤着我去安慰她，去把这一笔孽债算清楚。我犹豫着。我知道我无法跟她解释明白，我不能把既是为了她，而又是为了解决我复杂的感情的这一举动——离婚，说成是单纯为了她的安全，或是说成单纯是我对她已失去了感情的结果。她的脑子只能理解黑的就是黑的，白的就是白的，灰色的事物、模糊的事物，对她来说是太费解了，对我来说又是太难表达了。理性不能代替感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