间我非常荣幸地给很多不同的人当过‘社会基础’。最早是‘刘邓司令部’的‘社会基础’，后来是‘五·一六’的‘社会基础’，再后来是林彪孔老二的‘社会基础’。现在又循环回来了，是‘右倾翻案风’，也就是说仍然是邓小平的‘社会基础’。幸亏我的背已经锻炼得和乌龟一样厚了，不然踩都被踩扁了。”

    提到“乌龟”，我心中一动，情不自禁地脸涨得绯红。恰好这时朱蜀君端着托盘进来，招呼我们吃饭。她脸上有一种压抑的惶惶不安的神情，一片愁苦的阴影。一年前那种欢快的气氛不见了，她的一举一动仿佛都怕弄出声响，好象罗宗祺又要去坐牢似的。其实，并没有发生什么事，什么事情都还没有发生，但是报纸、广播、各种宣传工具，已经把毒气散布到每一个家庭里，使得男人郁郁不乐，女人提心吊胆。我食而不知其味地吃着饺子，默默地想：我的决心是对的。

    吃完饭，朱蜀君收拾着桌子，忧心忡忡地问我：“你走就走，为什么非要离婚呢？是她？……”

    “她很好！”我急忙打断她的话。我不能说她不好，并且也不愿意别人怀疑她有什么不好之处。我寻字斟句地说：

    “有的夫妻离婚，是因为没有感情；有的夫妻离婚，却是因为感情太复杂了。也许，即使我不走，我们俩也会离婚的。”我淡淡地一笑，接着说，“能够白首偕老的夫妻，大概就是能够掌握适度的感情的夫妻吧！”

    门外，那个唱歌的男人又踅回来了，呜呜地唱着另一支什么“革命歌曲”。这真是一个快乐的人！我想。

    朱蜀君以她女人特有的敏感，似乎理解了，没有再问下去。罗宗祺并不理解，但是也没问。于是，空气凝固住了。我觉得这正好是我告辞的时间。

    “我走了，”我说。

    罗宗祺当即从藤椅里挣扎着站起身。他大概还没有从他的什么想象中走出来，心不在焉，眼神恍惚。过了一会儿，他才仿佛很羞涩地伸出手，跟我握了一下。他的手心很潮热，可能他真的害了病吧。

    “你走吧。”他说。

    走到门口，我回过头来和朱蜀君点点头，算作告别。她站在屋当中，依然是那样忧心忡忡的，用目光送我出门。我在一瞥之间再次环顾了这间房子，这个曾经给予我友情的家庭，这个我能够畅所欲言而不怕被检举的地方，从此以后我可能再也回不来了。

    罗宗祺把我送出小院。外面，在一条平整的通道前面，是一排高大的白杨树，象卫兵似地挺立着，银色的树皮隐隐地泛出了绿色。白杨树的那边，才是用碎石铺的公路。我将沿着这条公路走向旷野。

    “老章，我把这个送给你吧。”罗宗祺看看四周没有什么人，突然想起来，解下腕上的手表。“这块表走得还很准，你在外面一定很需要它。”

    我接过表。秒针急促地跑着，好象后面有什么东西在追捕它似的。这真是一个用得着的东西，逃亡者的命运往往决定于一秒钟之间。我没有推辞，把它揣进我的怀里，跟空白介绍信放在一起。

    “谢谢！”我说。

    他两手乱摇，咕哝着：“谢什么！……看来一切都要靠时间来解决了……要是有什么事，可以写信来。”

    “好的，”我说，“如果我还能够写信的话。”

    我在碎石公路上步行了十几里，没有碰见一辆汽车，只有几辆大车和我迎面错过去。赶车的把式晃着鞭子，弓着背，和海喜喜一样地沉郁。他们是去城里装砖的，车厢板上落满红色的砖渣。从这里可以看到大路的尽头：在蓝色的天空下的一个小黑点。那就是喧嚣的城市，正在向人们猛烈开火的城市。先是用语言文字，紧接着就要用棍棒和枪弹。北边，大路的尽头消失在荒漠之中，象一条河似的，分散成为许多支流，于是也就无所谓哪是它的源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