蛋才怪哩！”

    我把白纸铺在桌上，谨慎地说：“咱们写吧。在没完蛋的时候，你不是还得照他的意思批判吗？”

    “哦，对了！”黑子从口袋里掏出两张报纸，“给你，当作参考。你就瞧着上面抄得了。可别几份都抄成一样的。反正你有那个本事，前后句子颠倒着来……喏，你看这条语录：‘宋江投降，搞修正主义。’这叫啥话？连我都他妈知道宋江那时候连马克思主义都没有，哪来的修正主义？这还不是指鸡骂狗？……”

    我笑着说：“你看得这样透，那我就照你的话写，保证是篇好批判文章。”

    “可别、可别……”黑子做出惊恐的模样，随即又笑喜嘻地说，“北京人说，上头实行‘愚民政策’，咱们下头就实行‘愚君政策’；反正是‘丫亭’的哄我，我哄‘丫亭’的！谁跟谁也没实话！”

    “唉！”我提起笔，边说边写。“‘文化大革命’，首先搞坏的倒不是国家，而是败坏了我们中华民族的道德。这可是要遗祸好几百年的事！”

    黑子把一只脚踏在板凳上，颇为自得地宣称：

    “没有道德的日子好过！有道德的日子不好过！”

    确实是这样！

    我很快就把五张批判宋江的文章抄好了。黑子眉开眼笑地拿起他们夫妻的两张：“行！嘿，你们听这词儿：‘把批宋江同农业学大寨，坚定不移地向贫下中农学习结合起来。’真他妈有你的！老章。给，大嫂，这是你们俩口子的。赶明儿，我得好好向你们‘哑巴’学习哩，他才是真正的贫下中农……”

    客人们高高兴兴地走了。她把饭端到餐桌上，颇感自豪地说：“你写得真快！要叫别人写，起码要憋上两天。”

    我摇摇头，苦笑着说：“我们生活得很艰难，但却很方便，一切都给我们准备好了，我们连脑子都不用动。”

    原来，她托黑子去北京给我买了一台半导体收音机！

    她缠着叫我猜了半天，但我怎么也猜不着。鬼才知道女人肚子里的花样！在我感到无聊而又无趣的时候，她才从箱子里面拿出来。

    “你看，这是啥？”她笑着举起纸盒子。“黑于说要一百多块钱，你说值吗？别让他给咱们坑了。”

    “值、值！”这是她做的唯一一件叫我喜出望外的事。我连忙拆开包装。“你看，这是三波段的，还有拉杆天线，带耳机……太好了！你怎么想起来的？！”

    “你跟我说过。”她趴在我肩头上，不看收音机，却看着我。“你跟我说过的话你自己都忘了，可我一直放在心上……”

    “好了好了！”我推开她，“去把窗帘拉上。”

    不知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收音机就和“特务”与“反革命”联系在一起。这种意识渗入到每一个人的神经细胞，凡是拥有收音机的人家，都会引起别人特殊的警觉。一个小小的黑匣子，深不可测，里面藏着一个罪恶的世界；光明的、革命的世界只存在于一天播三次音的大喇叭里。除此之外都是谎言，都是魔鬼的咒语。但科学技术不断地突破森严的国界，突破不可逾越的意识形态的界限，用看不见的无线电波把世界牢牢地网罗在里面。把支离破碎的土块箍成一个整体。我激动地装好电池，拉出天线，戴上耳机。在这一瞬间，我自己都有一种犯罪的感觉，尽管我认为收听广播并不是犯罪——既然自信真理在握，为什么害怕人民听到谎言——可是我的手指仍然抑制不住地颤抖，在齿盘上寻找一个个波段。电波穿过太平洋、地中海、红海的上空，越过喜马拉雅山的最高峰，带着暴风雨的沙沙声传到我的耳鼓膜。这一晚上，我一直听到所有的华语广播结束的时候。

    结果，我非常失望。

    西方那些不缺吃、不缺穿的洋人，在这三十年里似乎并没有什么长进，并没有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