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以预料。大脚的女哲学家说得对：你能把人“思谋”得透么？

    尤其是女人！

    那天早晨，小李子开着拖拉机回来，我站在空空的拖斗里。拖斗后面，还拴着两匹马。拖拉机在前面不慌不忙地用马走的速度滚动着，马无精打采地一步一点头，仿佛瞌睡没有睡够。大队正巧出工，全体农工在路日上看我们这支奇怪的行列。小李子先声夺人，还没有走近人群就大喊大叫起来：

    “妈的！这车能开么？！还没有到站就熄了火，把我们搁在荒滩上，幸亏老章半夜回来牵了牲口才拉着。要不，两个人早都让狼吃了！X他妈！不给咱们俩记四个工，老子跟他没完……谁有本事谁来开吧，老子要回场部睡觉去了！”

    小李子跳下拖拉机，骑上自行车一溜烟回他当官的爸爸那里“睡觉”去了。在人群里，我看见她疑疑惑惑地盯着我的脸。

    “是你昨晚上回来牵的牲口？”她露出尴尬的笑容。

    “是我。”我沉着脸解下拴在拖车上的缰绳。

    “那……你咋不回家？”她跟在我的身后。

    “哼哼！”我冷笑了一声。自我们结婚，我还没有这样冷笑过。“好象家里不只你一个！”

    我很平静地回答了一句，跨上光背马，就向马厩跑去了。

    自此以后，她就开始用这种既象是关心，又象是埋怨的口气跟我说话。你怎么理解都可以。但这毕竟比单纯的埋怨听起来要舒服一点。在此之前，她可是一直用埋怨和讥讽的语气跟我说话的。

    并且，她洗衣裳也洗得勤了，有时我甚至觉得没有这样的必要。“我过单身生活过惯了，”我说，“衣裳脏一点没有关系，你看人家，比我还脏！”

    “你惯了我可不惯！”她强迫我把厚厚的帆布工作服脱下来，“你身上一股马汗气，走到人跟前都呛鼻子！尽看人家：人家去死，你也去死？！”

    也许是这样！

    同时，不论我吃多少，她再也不说“咱们的定量可不够了”这类威胁的话。

    现在，她又给我做鞋，一针针地纳着鞋底。她说忙，指的就是这件活。

    然而，我倒于心不忍了。何必拖着她呢？

    “香久，”我在炕上躺了一会儿，眼睛看着顶棚说，“你怕刚结婚就离婚，名誉上不好听，那么我们安安静静地过上一年吧，到明年，你去提我去提都可以。我们好合好散。理由嘛，就说我们感情不合。要不，就说一个南方人，一个北方人，生活习惯怎么也搞不到一块儿。你看怎么样？”

    她不回答我。屋里只有嘶啦嘶啦纳鞋底的声音。

    一只大甲虫砰地撞在玻璃上，想来扑灯火，却仰面朝天地落在窗台底下，嗡嗡地直叫。

    广播喇叭里吹响了熄灯号——十点了。这是“全国学习解放军”以后的新气象。即使在这个荒僻的小村庄，作息制度也一律由军号来指挥。军号是录在唱片上的：起床号、出工号、收工号、熄灯号……场部管广播的小姑娘搞不清楚，经常在出工时播收工号，收工时播起床号。

    可是今天播的很对：是熄灯号。

    她动作麻利地将一大截麻绳绕在鞋底上。转身拿起管帚沙沙地把褥子扫干净，还没有躺下，就啪地把灯拉灭了。

    时间在黑暗中流逝，生命也就随着消融。窗台下面的大甲虫还在嗡嗡地叫，始终没有翻过身来。也许它永远翻不过身来了，但它仍要不懈地翻。一会儿，甲虫的嗡嗡声和我耳鼓膜里面的血液流动声合在一起了。分不清哪是甲虫的声音，哪是我血液流动的声音。于是我觉得我似乎就是那只甲虫。我的背麻木了；我感到疲倦；我的四肢很沉重……而在我朦朦胧胧快入睡的时候，她却忽然说起话来：

    “你可以上医院去看看嘛。我听说，这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