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总是克制不住地要向墙上那张报纸瞥去一眼。报纸上有一幅照片：“美国侵略军在美莱地方制造大屠杀”。照片很小，模糊不清，但还可以大致看出来地上躺着一堆横七竖八的尸体。

    新房里糊着这么一张报纸，这张照片又糊在正面，使我很不舒服，但我却没有把它调换下来。

    还有这一床花被子，被面绣的是两台带着犁铧的拖拉机。多么沉重！难道我和她要在这巨大的机械下入眠？

    墙是黑子帮我糊的。他当时兴冲冲地从队部办公室抱来一摞报纸，往地上一撂，卷起袖子说：

    “哥儿们，瞧我的；这土墙没法儿刷白灰，糊上报纸一个样！你没看人家美国，还用报纸盖大楼咧！”

    他从报纸中抽出一叠，摔在我正在抹泥的炕面上，又说：“喏，我知道你要看《参考消息》，特意给你偷了些。可看那玩意儿有啥用？现在外国人也跟咱们学。这不，又是哪个共（马列）在夸咱们的‘五七道路’。真她妈吃饱了撑的！叫他们下放到农村试试看！……”

    我在看报纸，他在糊墙。于是墙上就出现了这堆横七竖八的尸体。

    被面是我们连队劳改、劳教、群专、坐过牢的人集体送的。不属于这个行列的，只有那位大脚的女哲学家。每家出五毛钱，在不足一百户的小村庄，居然凑了二十多元。多么大的一个数字和多么小的一个数字！

    “这是我安排的。”马老婆子跑了三十里路回来说，“别的颜色都不好，就这种好，彤红彤红的，给你们冲冲喜，明年抱个大胖小子！”

    于是拖拉机牵引着犁铧就开到了我们炕上。

    整个象场梦！

    而且这场梦还在继续做，还要做下去。

    世界给每一个人规定的路都非常窄。只要在这条路上迈出第一步，就必须沿着这条路走下去。人只有在走第一步之前可以选择，一经选择了之后人便成了木偶——不是自己在走，而是两旁的高墙把人向前推挤。

    那天，我去拜访黑子。一进门，黑子就喊：

    “好哇！听丽芳说你要跟黄香久结婚？你们两个真配绝了——一对新夫妇，两件旧家伙……”

    何丽芳说：“你别胡说了。人家老章可不是旧家伙，还没开苞哩！”说完，在黑子身后向我挤挤眼。

    “你懂啥！”黑子在他老婆的屁股上拍了一巴掌。“男的不叫‘开苞’那叫童男子。行呀，老章，你他妈样样都是真格的，连那玩意儿都是原装货！说吧，你需要啥，包在我身上！”

    我开门见山地向他说了我的打算。

    “没说的！”他拍拍胸脯。“我去找曹学义。他要不批，我让他尝尝全场北京青年这帮哥儿们的厉害！这些‘丫亭’还不知道，北京连老战犯都释放了哩！”他又用手捂着嘴说，“妈的！我这趟回来没给他少送，光二锅头就是两瓶……”

    “还有一铁盒奶油糖，喂他的丑老婆！”何丽芳在一旁补充道。

    “是呀！快，丽芳，找张纸来，这就写……行，这张就行，这他妈的还是我在西单商场买的信笺哩！……喏，给你笔，你划一划，看有水么？就这样写：反革命分子章永璘和劳改释放犯黄香久，自愿结成反革命集团……”

    我们一起大笑起来。

    我开始写从未写过的严肃的申请书，却是在戏滤的气氛中，怀着一种戏谚的心情。我接过纸——原来这不是什么信笺，而是西单商场的顾客意见簿——翻在空白的一面，拿起笔，沉吟了一下。

    “喂，黑子，”我说，“我看应该先写一条语录。”

    “写啥语录！”黑子拍着桌子说，“你写上‘要对资产阶级专政’，只怕你这一辈子也要打光棍！人家会说，你他妈老老实实改造就完了呗，还结个啥婚？你们这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