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祺高高的个子，瘦削的身材，瘦削的长脸，如果他那对炯炯的眼睛再深一点，挺直的鼻梁再高一点，活脱是一个英国的福尔摩斯。一九七○年，我们一起蹲过两年监狱，共盖我的一床棉被，共用我的一个饭盆，因为曹学义以前的那位连队书记，连朱蜀君送来的一根筷子也要没收。在一个被窝里冻得索索发抖的时候，我曾向他说，林彪肯定不得好死！他问我有什么根据。我说什么根据也没有，只觉得他象我认识的一个被枪毙的劳改犯。这个劳改犯外号叫“四百瓦灯泡”，也是个秃头，两个人脸上的法令纹和下巴都很相似。开心地笑了一阵，便不感到那么冷了。他每天请罪有一个特别的姿势，不是低着头，而是歪着脑袋，仿佛在沉思。从他那一长串请罪词中听出来，一九四二年在延安他就挨过整，一九五七年包庇过“右派”，一九五九年自己也成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一九六六年终于被划拉到“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但他却不知道这个“司令部”设在哪里，指挥过什么战役，于是惹恼了“好！好！好！”的“革命委员会”。监狱里的人都知道，如果他没有背这么多历史包袱，早已是厅部级干部了。

    “我看透了，”他骗拢腿，从房顶上爬下来，一边爬一边说，“现在最好是给自己盖个小厨房啊，打件家具啊……哎，老章，我自己用汽车轮胎绷的沙发还是挺好的，跟弹簧一样。你进屋里来试试。”

    虽然他五十多岁了，但手脚还很灵便。“我没有发胖吧？”他站在地上洋洋得意。“人还是应该蹲蹲监狱，一来对身体有好处；二来蹲了监狱你才知道，同志常常不是坐在一个办公室里的人，而是在一起坐过牢的人。”

    我们掀开帘子进屋，在他亲手做的沙发上坐下。我说：“老罗，我觉得，我们的悲剧不光是因为人和人的相互牵制，实际上是我们的制度有了毛病。”

    “是呀。可是你要改革制度首先要调整人和人的关系。”他倒着茶说，“要我和老太婆这样的人一起工作，别说改革不合理的制度，连盖个公共厕所的决议也通不过。”

    “还有理论，”我突然发作了一种幽默感，“我觉得我们现在实行的根本就不是马克思主义，而是杜林主义……布哈林主义，还有秃林主义！”我笑着说，“国民党实行所谓的‘三民主义’，我们在实行‘三林主义’！”

    “这话怎讲？”他张着嘴问我。

    “这还不明白？杜林主义，就是唯意志论、唯暴力论；布哈林主义：你听布哈林是怎么说的吧。他说，无产阶级要机械地消灭自己的敌人布尔乔亚是容易的。但是，布尔乔亚将凭藉几倍于无产阶级的文化力量反回头来将无产阶级吃掉。因此，掌握了政权的无产阶级要巩固自己的政权，必须经过文化革命。老罗，原来发明文化革命的不是咱们伟大的领袖，布哈林早就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登记了专利权。至于秃林主义，那最简单不过了，就是搞个人崇拜。”

    “你呀，”他笑道，“怪不得你老挨整，把你打成反革命一点也不冤！”

    这时，朱蜀君端着热气腾腾的饺子进来了，“一个反革命，一个老右倾，该上桌吃饭了！”她眯缝着眼睛笑着说，“老章，你有一年多没上咱们家来了，一定要多吃点。”

    她挺着高高的胸脯，卷起衣袖，露出胖胖的胳膊。她的女儿替她掀着门帘。简陋的砖房里顿时有了一种宴会的气氛。我忽然兴奋起来。很久没有和人进行这种聪明的谈话了，虽然我天天和羊这样说。

    “还有理论，现在搞得极其混乱！”我坐在简陋的砖房里、拿着发黑的竹筷子，吃着肉馅饺子，却象坐在会议桌上主持一个会议。“我们现在的任务，倒是真正地回到真正的马克思主义那里去。比如，那个老太婆向你背《毛主席语录》的时候，你满可以用列宁的话反击她。列宁说，试图完全禁止、堵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