凉的地方，这包钱似乎只能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他在山坡上蹲了一下午，哆哆嗦嗦地也没把钱数清楚。反正是很多很多！回到羊圈，把钱藏好，从此就病了，不停地自言自语，或是嘴唇不出声地颤动，好似在心里计算一连串天文数字。羊，当然是放不成了，但他是班长，别人只好替他放，不久，县公安局来了人，四处查访，终于查到这个羊圈。原来，钱是内蒙人丢的。他们赶了一群马到黄河沿岸去卖，总共卖了一万多块钱。大草原上没有邮局，他们把一包现款绑在马鞍后面就往家走。可是这伙内蒙人个个喝得醉醺醺的，经过隘口时，帆布包掉了也不知道。县公安局根据他们回去的路线，一段一段地调查。最后推定在这个周围几十里不见人烟的羊圈住着的人最可疑。

    这座孤零零的羊圈从来没有来过这么多人。穿制服的警察把一个个牧工叫到吉普车旁边审问。“哑巴”是班长，响当当的贫农，又害着奇怪的病，谁也没有怀疑到他。可是他一见到带枪的人就大惊失色，浑身筛糠似地哆嗦，还没有问到他，他就主动说了。几个警察从羊粪堆里挖出了内蒙人的帆布包，点过数，一分钱也不少。

    “哑巴”一夜之间出了名。除了学习“毛著”积极分子的头衔外，又成了全省农垦系统的标兵、劳动模范、优秀共产党员。当宣传干事替他整理材料时，他嘻嘻地笑着说：“钱太多了！要是只有几百块钱，我就留着自己花。”他没有了钱，病也没有了，说出了实话。宣传干事当然不能照他说的写，反而用报纸上现成的言词给他编了一套天花乱坠的讲用稿。这样，“哑巴”就上了北京，出席了全国农垦系统召开的一次先进人物代表大会，还见到了中央的大首长。

    从北京回来，他逢人便说，过去他傻着哩，不知有了钱咋花，去了北京，才知道钱能买东西；王府井百货大楼里，要啥有啥。有了钱才能过好日子。话传到团场领导耳朵里，把他叫去训了一顿，说是他如果再到处乱说，就要把他当成“阶级敌人”。从场部灰溜溜地回来，第二天，他就变成这副模样。

    开始，人们给他起的外号是“傻子”，但这时“傻子”正是一个带荣誉性质的褒扬词，譬如说，场部那个每天清晨起来打扫厕所的、比谁都机灵的水利技术员，好不容易才脱掉“知识分子”的皮，取得“傻子”的光荣称号，入了党。于是大家都觉得管他也叫“傻子”不妥当，后来根据他病情的特点改称他为“哑巴”了。

    他顽固地沉默着，谁知道他心里是怎样想的？而人们一见着他，心里也一下子罩上了浓黑的阴影。别人的悲剧是政治运动造成的，他的悲剧却完全与政治运动无关。这使人们觉察到，在政治口号的表层下，在过着最普通生活的最平凡的人的心中，有一种不能被政治征服的、想过好日子的、可怕的利己欲望。这种欲望象鬼似地藏在每一颗心的死角，不管什么政治运动都冲击不到它。相反，它还会叫人冷不防地钻出来，把政治给人的影响化为乌有；人们从他身上反省到自己，觉得自己的心里除了“不断革命”的斗争性之外，仿佛也有个什么说不出的名堂，只不过是“哑巴”把它公开化了。这种沉重的鬼胎，象坚冰下面的涓涓细流，一点一点地啃啮着上面的冻层。

    大脚的女哲学家“思谋”的大概就是这个吧？

    “哑巴”惯常地垂着头，跟在拿着鞭子的大脚女人后面，隐没在居民点的淡青色的暮霭中了。魔鬼施放的烟雾笼罩了整个村庄。羊安静下来。悲观主义的老乏羊卧在旮旯里，深深地叹着气，长长的胡须耷拉着。一副悲天悯人的神情，我干完了应该干的活，在曹书记刚刚磨铁锹的大粗石上坐下，点着一支烟。一般莫名的悲哀和烦恼照例地涌上心头。这种情绪来得和时钟一样准。日落、黄昏、归羊、飘零的晚霞、沉淀下来的风、沉静下来的荒原、被流动的空气刻蚀的沙丘、孤傲挺拔的芨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