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还注定了他一辈子也摆脱不了阴暗的心理。

    田管组员们肃穆地站在土丘上，没有嘲笑，没有优越感，个个神色黯然地瞧着走过去的队伍。不是在队伍里，而是在队伍外，我们才感到压抑，感到自己命运的凄惨。这是怎么搞的？我们不是个个争先恐后地跑出屋来看“大队”的么？是的。但是我们却体会不到庄子上的老乡来看劳改犯的心情。他们在旁边看到的是另外一个世界，我们在旁边看到的却是我们自己。而这个黑色的团体还有这样一个功能，就是它一旦吞噬了你，你就会完全融于其中，失去你自己。

    要想看清自己的面目必须和镜子拉开一定距离。

    “操！接着。”

    土丘上有人向渠坝上扔去一支点燃的烟卷。警卫人员向我们瞥了一眼，并没有干涉。渠坝上走着的一个劳改犯急忙拣起来，对着嘴贪婪地呼呼吸了两口，又象接力棒似的传给其他人。虽然都发给我们零花钱，但大队的人买东西没有自由犯方便。

    随后，田管人员又纷纷把昨天没吃完的西红柿黄瓜扔到渠上。扔的人和接的人都兴高采烈地，象美国橄榄球队的队员。逐渐消散的晨雾中荡漾着一片富有感染力的笑声。有人以为劳改犯人一天到晚垂头丧气。不！那样子怎么能熬过漫长的刑期？总得找点什么事来乐一下。队伍有点乱起来。而警卫人员只是喊：“快点！快跟上！”对笑着的人，他们怎么能用枪托去捣？或许，他们也怀疑这些人是真正有罪的吧。

    多么象一个部队的战友啊，我想。但这支部队的敌人是谁？不知道！没有一个人能回答得出。尽管这些人早被判定为“阶级敌人”。

    队伍过完了。渠坝上的轻尘缓缓落下来。走在队伍最前面的小组已经到了田边，在王队长的催促下准备脱鞋下田。田管组员扔完了黄瓜西红柿，似乎尚未尽兴，脸上还挂着顽皮的笑容。本来应该哭的，然而却是笑，这究竟是人性的弱点还是人性的坚强？忽然，一个田管组员又指着北边。回头高兴地喊道：

    “还有！”

    把牛喂得撑死的犯人伸长脖子看了看，狡黠地笑着说：

    “是女队！”

    是的，是女队。

    但是，在远处，你根本看不出他们是女人。把牛喂得撑死的犯人大概是凭嗅觉闻出来的吧。她们的囚衣也是黑色的，头发一律剪得很短。一九六六年以前，我刚被押进劳改队的时候，在谷场上劳动，远远地我还能分得清男女，因为那时候还允许女犯扎辫子。一九六六年以后，外面的“破四旧”风也突然刮进了劳改队，一夜之间，不管老少，女犯的辫子全部刮得精光。菜地有个女自由犯，是个六十多岁的跳大神的神婆，也被剪去了只剩几根白发的发髻，判她七年她没有怨言，还感谢政府给她的恩典：“出去我要给毛主席老人家烧香哩！”但剪她发髻的时候却号啕大哭，声嘶力竭地喊：“造孽啊！造孽啊！革命革到我的焦毛毛子上来罗！”还用跳大神时哼的调子唱着一种稀奇古怪的歌，谁也听不懂她唱的是什么。一个月后她死了。是我这个大组长带着四个男犯去给她入殓的。那天，我们跟在面孔阴沉的王队长后面跨进女犯的号子，在一群索索发抖的女犯面前抬起了这个神婆。那四个男犯没有抬稳，门板一摇一晃，盖在她脸上的一张报纸忽搧忽搧地飘落在泥地上。我看见她干瘪的失神的眼睛朝着天怒目而视。我用食指和中指去摩掌她的眼睑，但想不到这个已经变成一根枯朽的木柴棍的神婆子，眼皮居然还保持着弹性。我把她眼睑摩掌下来，它又象蜗牛的软体一样慢慢地收缩进去：“你干啥？为啥叫我闭着眼睛？我就要睁得大大的！”在死人旁边，严酷的死亡，人人都猜不透的永恒的谜，抑制了我的好奇，我没有敢斜眼去看女犯和女犯的号子，虽说这是一个极其难得的参观的机会。只是在神婆子又睁开眼睛时听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