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宁湾的房子还未来得及过户到妻子的名下。出于谨慎和不必要的多虑，他在用钥匙开门之前，足足敲了两分钟之久。屋里有一股淡淡的洗衣粉味，它来自于换洗的沙发座套、台布和此刻拉得严严实实的窗帘。客厅墙上，那张裴勇俊的电影招贴画不见了，留下了一块镜框大小的白斑。茶几上的花瓶中，插着一大丛杂色的雏菊，只是如今已经焦枯。

    家玉其实最不喜欢雏菊。可每次陪她去花店买花，挑来挑去，最后却总是抱着一大把雏菊回家。由于每次都买回这些廉价的花朵，时间一长，家玉就误以为自己是喜欢它的。从这件事中，也多少可以看到她性格中不为人知的悖谬。

    有一次，端午开玩笑地问她，为什么总是竭尽全力地去做她感到厌恶的事情。家玉平静地回答道：“因为这就是我的命。”

    尽管房间被收拾得异常整洁，可餐桌上已经有了一层灰白的浮尘。这至少说明，妻子已有一段时间不在这儿住了。卧室的床头柜上，有一只吃了一半的芦柑。一只方方的玻璃茶杯中，立顿茶包浮出了厚厚的霉垢，像奶昔一样。

    屋外的花园，被浮薄的朝阳照亮了一角。他还记得，房屋装修时，他和家玉赶往几十公里外的苗圃，挑选蔷薇的花枝。他很少看见家玉那么高兴。如今花枝已经盛大，它们攀爬在绿色的铁栅栏上，缀满了繁密的花苞。在墙根的排水沟边上，种着一片薄荷。此刻，它正在疯长，顽强的生命力，甚至足以将地面铺设的红砖顶翻。

    隔壁人家的花园里，有个老太太戴着凉帽，一边捶着腰，一边给韭菜撒草木灰。她是个“自来熟”，而且话特别多。她操着浓郁的扬州口音，骄傲地向端午说起她的儿子。他姓白，在中央电视台上班。端午不怀好意地问她，他儿子是不是叫白岩松。老太太就笑了起来。她说，儿子还没当上那么大的官。可他寄回家来的明信片上，倒是确实有白岩松的签名。他是个司机，是从部队转业过去的。

    端午向她打听妻子的情况。老太太说，曾见她在这里住过几天，不过时间不长。最近一晌没怎么见过她。有一次，老太太看见她在花园里给蔷薇剪枝，就割了一把韭菜，隔着花篱，想递给她。可家玉只是鄙夷地瞪了她一眼，理也不理，“文乎、文乎”的。端午不明白老太太所谓的“文乎文乎”是什么意思，便笑着安慰她说，妻子恐怕听不懂她的江北话。他又问老太太，是不是见过别的什么人来过。老太太撩起围裙，擦了擦眼屎，朝他摇了摇头。据她说，妻子常常一个人坐在花园的金银花底下发呆。有时一坐就是半天。

    从唐宁湾小区出来，端午的忧虑增加了。他没去单位上班，而是叫了一辆黑车，直接去了大西路上的律师事务所。

    在六楼的走道里，他遇见了刚刚从厕所里出来的徐景阳。他是妻子的合伙人之一。本来就长得肥头大耳，去年从一次错误的癌症诊断中幸存了下来，一场虚惊过后，他变得比以前更胖了。他们见过不多的几次面，都是在饭桌上。简单的寒暄过后，徐景阳用餐巾纸仔细地擦了擦肥肥的手指，冷不防冒出一句：“家玉最近怎么样？”让端午吃了一惊。

    他愣了愣神，向景阳苦笑道：“我这么心急火燎地赶过来，这句话，应该由我来问你才对呀。”

    “朋友，你，什么意思？”景阳迷惑不解地望着他。硕大的脑袋里似乎飞快地在想着什么。

    “家玉今天没来上班吗？”端午问他。

    这回该轮到徐景阳发呆了。

    不过，徐景阳很快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他在端午的肩上轻轻地拍了一下，道：“你跟我来。”

    他们经由厕所边的楼梯，上到七楼。徐景阳将他领进了自己的办公室，把正在伏案工作的女秘书支了出去。然后，徐景阳十指相扣，端坐在办公桌前，一字一顿地说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