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峰）

    我吞食了自己播种的苦果以后，便觉得人世间的生活一下子暗淡了。

    我厌恶别人，也厌恶自己。

    我再无心去听什么音乐会了：所有的音乐听起来都是噪音。我也再不去看画展：所有线条和色彩看起来都是些乱七八糟的涂抹。我不读书也懒得看报——这些东西似乎都与我的生活不相干。我也不经常上街了。我现在不明白街上的人为什么要喜气洋洋——有什么可乐的呢？但不管怎样，我还总得要按时上班。上班时像没魂儿似的无精打采，我已经分不清诗稿哪个算好哪个算坏，反正看来都差不多。凑合着挑几篇送给老吴吧！老吴显然对我的工作越来越不满意了，常常叹一口气说：“这是些什么诗啊！你怎么能把这样的诗挑出来送审呢？”

    你说去吧，我就这个水平。我看不出来有什么好诗。不管怎样，你把我一下子也赶不出诗歌组。这种机关也不是吃大锅饭？你就得让我吃下去。至于诗稿，好坏有个什么标准？那些名人的诗明明不好，也不是都发表了吗？为什么对业余作者就这样苛求呢？……至于我自己，好长时间连一个字也没有发表了。前一段还能给贺敏写点爱情诗，现在什么诗也写不出来了。我完全丧失了创作的灵感。我整天昏昏沉沉，什么也不能使我激动。

    过来的一切都变得那么遥远。就是想一想前不久的事，也像迟暮之年的人在回忆自己的童年，朦朦胧胧的。

    这天下午，我像往常一样，又到西华饭店的小酒铺。三盘小菜，二两白酒，自酌自饮。我几乎每天都要把一块多钱送到这里，每月的工资花得不剩一分。刚开始工作的时候，有点稿费，还能抽出一二十元寄给家里劳动的父母亲，以报答他们的养育之恩。现在没稿费，加之在抽烟之外又多了一项酒的开支，也就再不能尽孝道了。反正现在责任制了，家里起码有饭吃……

    我一边喝酒，一边吃菜，一边茫然地看着周围的人。要么，就在心里数着小卖部玻璃窗后面塑料啤酒杯。从左到右，一排一排往过数。数完后，又从右到左往回数。酒杯有拿走的，也有交回来的，每次数完后数字都不一样。如果碰巧有两次的数字正好相同，心里就会发出一声得意的惊叹，就好像过去突然写出来一行好诗一样。真无聊一我自己也知道这一点。

    一个人挡住了我的视线——从背影看似乎很熟悉。等他转过来，我认出这是副政委的儿子——就是上次带我去跳的那个人。

    他也认出了我，一只手端两盘小菜，一只手举着一大杯啤酒，过来坐在我的桌旁。

    他把东西放下，问我：“你那天怎偷偷溜走了？”

    我撒谎说：“我脑子有点疼，也没顾得给你打招呼……”

    我们把彼此的菜盘前在一起，两个人举起酒杯碰了一下，就一块喝起来。

    “还去不去？”他夹了一口菜，边嚼边问我。

    我勉强笑了笑，没有回答。

    “愿意去的话，今天晚上还有……”

    我的心动了一下。我不是说，我现在已经愿意去跳那种迪斯科了。我是想在舞会上去碰见贺敏。这也不是说，我还对她有什么留恋。我是怀着一种恶毒的心理去见她和她的那个“同学”，想给他们制造尴尬或某种不愉快或其他一些什么……

    我于是随口对副政委的儿子说：“那好吧，我再去看看。”

    就这样，我怀着一种说不清楚的心理状态，当晚又出现在省军区家属楼的那个单元里。

    情况还和上次一样，里间正在响着“弹棉花”声；虚开的门缝里可以看见各种扭动的身姿。

    副政委的儿子给我打了个招呼，就急匆匆地投身于那个混乱的场所里去了。我坐在客厅的椅子上犹豫起来。这一刻，我又后悔起来，觉得来这里没有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