线斗争与思想斗争的硝烟……

    晚上，赛里木来了。他是代表县委和县社教工作团来传达和宣讲文件的。吃过晚饭，他拉着尹中信去散步，在这样冷的天气散步，是尹中信没有想到过的。但他还是穿上大衣走了出去，赛里木兴致特别高，给尹中信讲一九六三年他在爱国大队蹲点时的情况，讲那一场大雨，讲包廷贵如何被人从乌鲁木齐押送回来。尹中信也想给他说说这个大队最近的一些情况，却不敢张口，一张嘴，刺人的冷气就会冲到胸腔和肠肚里。经过几株不大的杨树的时候，赛里木像孩子一样地摇了摇树干，扑簌扑簌，积雪落了他和尹中信一头一脸一身，赛里木哈哈大笑起来，他紧了紧扎在棉衣外面的宽皮带，告诉尹中信，两个月来，他被剥夺了参加县委工作的权力，尽管并没有发现他有什么问题，也没有对他进行过什么“批判”，但就是不叫他工作。只是由于“文件”的发布，才开始恢复了县委和他的工作。现在，县委和工作组的领导人，分别到各公社搞“文件”的传达贯彻去了。

    在这个公社的全体社教干部会议上，赛里木传达讲解了“文件”。他的讲话很明确也很实际，他讲到县里发行的《四清通讯》上有一些提法是与文件背道而驰的。通过这个讲话，实际上等于给尹中信“平”了“反”。

    赛里木和尹中信参加了爱国大队社教干部的学习讨论。社教干部怀着极大的兴趣和对于本村本队的爱心热烈发言。谁也没想到，沉默寡言，表情不丰富的锡伯族干部何顺，竟提了那样尖锐的意见。他说：

    “……几个月来，我们神神经经、鬼鬼祟祟，我们是来干革命吗？我们是来偷奶皮子的吗？如果是干革命，为什么不能大大方方地搞？社员说好的，我们偏说坏，社员说坏的，我们偏说好，是我们的脾气特别古怪吗？我就不明白，如果广大农村全部是由比地主还坏的四不清干部统治着的话，哪里来的社会主义事业的胜利呢？哪里来的大好形势呢？前几年敌对力量搞颠覆我们为什么没有垮呢……现在，有了‘文件’，我们再不用憋着气、受着罪、糊里糊涂地跟着跑了……我希望上级检查总结一下我们大队、特别是我们生产队的工作。”

    何顺说话的时候眼睛看着脚尖，一字一字地拉长了声音说话，他的四声也发得比较平板。过去，因为这，章洋觉得他是个白痴，今天，这几句话却使章洋感到自己是在毫无思想准备的情况下被人打了一个耳光。章洋立刻面红耳赤地跳了起来：

    “我不同意他的这种意见。他这是对运动的攻击，也是对我个人的攻击，不要以为有了‘文件’就可以否定前一段的工作……今天文件这样说，不等于昨天的文件就说得不对，昨天的工作就做得不好……”

    “坐下来谈。”主持会议的别修尔提醒章洋。章洋也意识到自己的失态，脸更红了。

    “您不要着急嘛。”何顺的眼睛仍然看着自己的脚尖，“对照‘文件’检查一下自己的工作，您总应该听听意见啊！”

    萨坎特和玛依娜尔的发言虽然简短，但也表示了和何顺的意见大致一样的意思。章洋有点泄气，他反复地看着张贴在会议室里的、赛里木带来的“文件”全文，越看越觉得泄气，动不动一个大文件贴在一面大墙上，墙上有文件，阅读的有农民，文件直接交给老百姓，那么，还要工作队干吗？这么多干部从城里来，受了那么多洋罪，这是图什么呢？像牛一样开始的这个运动，难道将像老鼠一样地结束吗？要这样搞下去还有什么意思？他想。

    尹中信和赛里木来到了爱国大队七队，他仍在这里蹲点，用整风的方法来学习“文件”，让大家领会中央的指示，联系实际，总结工作。自从县里的《四清通讯》上刊登了章洋的“著名”材料之后，在尹中信受到县工作团的一个负责人的批评之后，七队的事情，已经是在全县都引人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