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地拉着手风琴。为了她，我挖掉了年年可以获利的伊犁特产紫皮大蒜，在房前种了那么多鲜红的玫瑰。有一天她和她的女伴们中午休息的时候到伊犁河岸去玩，我也追了过去，当着她的面，我突然一个猛子扎到流势十分凶猛的伊犁河里，她吓得大叫起来。一分钟以后，我冒出来了，手里抓着一条活蹦乱跳的大鲤鱼……您知道她的父亲吧，四队有名的木匠，刻板的宣礼员亚森，当他知道他的女儿和我在一起的时候气成了什么样子，我委托旁人向他解释，耶稣基督和穆罕默德等于是亲戚，我早早就割了包皮，我从小又不吃猪肉……但是，对于我的请求，他的回答是把狄丽娜尔关在房子里。狄丽娜终于跑了出来，跑到我这里。我举行了加入伊斯兰教的仪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公社发给了我们结婚证。里希提书记和其他一些头面人物也找亚森大伯做了思想工作，但是亚森大伯仍然不准狄丽娜尔回家，也仍然有一些老顽固对我们侧目而视。为了我，狄丽娜尔她……

    呵，这些说得太多了，还是回到正题上来吧。忽然，出现了一个灾星，一个戴眼镜的毒蛇，一个两条腿的狼——木拉托夫。四月初，他来到了我们家，和父亲谈苏共“二十大”的路线，谈“人和人是同志、朋友和兄弟”，谈“全民党”和“全民国家”。他和我父亲悄悄地谈了许多许多。父亲的腰杆挺起来了，眉毛挑起来了，嗓门也变大了。几十年来，父亲好像一条晒干了的咸鱼，木拉托夫的到来好像把咸鱼泡到了温水中，它膨胀了、灵活了，虽然仍是没有活鱼的灵魂。我的父亲告诉我：

    “准备好，回国去。”

    我问：“回什么国？”

    他答：“苏联。”

    我今年二十六岁了，这二十六个年头里，他差不多说遍了世界上所有国家的名字，但是从来没有提过苏联，甚至没有说起过“俄国”，没有提到过俄罗斯或者乌克兰，他的所谓回国，使我大吃一惊。您知道，我长年看水磨，很少参加政治学习。赫鲁晓夫大骂斯大林，我也是听磨面的顾客说的。但是，我的并不愚笨的头脑却可以判定一个情况，那就是说，如果苏联成了我的父亲的“国”，就不怎么像我的国。父亲心灵的冷酷正和我的心的软弱一样登峰造极。再说，我从来没有想过，也不能想象离开中国，离开伊宁市的金顶寺和伊犁河岸的马兰花，更不要说离开伊犁河谷的乡亲们。至于我的妻子，她对祖国的忠诚就像十五的月亮一样圆满无缺，清澈照人。她在我们的新房里贴上了从《人民画报》上剪下来的天安门广场的图片，这大概是父亲如此厌恶自己的儿媳妇的主要原因。半年来，他没有理睬过狄丽娜尔，狄丽娜尔也不与他讲话。所以，我毫不犹豫地对父亲说：

    “不去！”

    “什么？”他火了。

    “到苏联去干什么？苏联那里有我的什么？我生在中国，长在中国，我是中国人……”

    “狗崽子！”他骂起来，而且扬言要杀掉我。我呢，也攥紧了拳头，瞪大了眼睛。后来，他一个人走了。

    以后是四月三十日的大风之夜，那天白天，地主婆子玛丽汗对我讲了一些讨厌的话。夜里，我翻来覆去睡不着。忽然，风声之中我听到一种响动，我推开门，走了出去，响声是从库房那边传来的。我向那边走去，结果挨了一棒子。

    县公安局把我抓了去，我想：完了！还是玛丽汗说得对。我在县上蹲了五天，这五天的拘留生活，是我上的最珍贵的一课。公安局的同志严肃认真、实事求是，耐心地向我讲解政策，我亲身体会到，中国共产党办事是这样公正、合理、实实在在。我家里藏着小麦，本来我认为这是个有口难辩的说不清的问题。当我说明了情况并且提出了可作旁证的人的名单以后，县公安局痛痛快快把我释放了。临走的时候，他们和我握了手，教育我做一个好公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