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说吧，我是阿图什人，到伊犁地区定居已经四十年了，然而我还是想念阿图什的无花果。如果有人给我一片阿图什的无花果干，我宁愿用一百只伊犁的苹果换它！”一个白须飘拂的老人说。

    又一阵哄笑声。黑胡子不满地低头嘟囔说：“这么说，你为啥不回南疆去？”

    大眼睛“老弟”嘴动了一下，本想再说点什么，又把话咽了回去。

    “我没有到过伊犁，”年长些的干部说，“但是我知道，我相信，伊犁是个好地方，是个光荣的地方，是个引人注目的地方。近来，伊犁的情况怎么样？”他问“老弟”。

    “我也有好久没有回去了。听说了一点。”

    “您是？”

    “我是一个农民。当了三年工人，现在回公社，继续当我的农民。”

    年长些的干部模样的人点了点头，说：“我叫赛里木，从南疆调到你们伊犁来工作了。往后，还请你们多帮助呢！”他看了一眼黑胡子。黑胡子高兴起来，说：“我叫米吉提，您到食品公司一问米吉提采购员，没有不知道的。”

    “我叫伊力哈穆，家在跃进公社爱国大队第七生产队。”

    于是，三个萍水相逢的朋友，通了名姓，继续闲谈起来。

    汽车过绥定当时的绥定县，一九六五年更名为水定县，一九六六年撤销此县建制并入霍城县，霍城县驻地由霍尔果斯镇迁至水定镇。了。伊力哈穆仿佛听到了自己的心跳，他目不转睛地注视着车窗外的一草一木，像久别了的儿子寻望着自己的母亲。三年前离开这里的时候新植下的小树苗，现在已经洒下了大片的绿荫。在原来只有几座错落的小土屋的高低不平的村舍里，出现了崭新的大队办公室、学校和粮仓。远远向南望去，时而被丘冈遮住，时而又出现在眼底的隐约可见的玉带一样的伊犁河，正升腾着春日的氤氲。摩托车队斜对面的大水磨，仍然是轰响着那不分昼夜从不停止的声响。再过去，有一个居民的院落，伊力哈穆还记得，三年前离开伊犁的时候，这家正对着院门的精心修砌的方正光泽的炉灶曾经引起过他的兴趣，现在他想看一看，炉灶是否还在那里；可惜，院门关闭着……三年前，二十七岁的伊力哈穆，不顾自己年龄已经偏大，根据公社党委的安排，作为新招收的青年工人的带队者，离开伊犁，到乌鲁木齐一个机床厂学习镗工。他决心做一个产业工人，为祖国的工业化贡献自己的热汗和心血。但是，不管是在集体宿舍还是在俱乐部的晚会上，一闲下来，他就想起伊犁：一九五八年大兵团作战平整的土地，这两年可获得了满意的收成？里希提书记一直张罗着的大队农机站，可买到了“东方红”牌拖拉机？甚至在乌鲁木齐他也订了一份《伊犁日报》。不但看来自故乡的革命和生产的喜讯，而且也不放过每天的天气预报。为一场适时的春雨欣慰，为一场早来的霜冻忧心。如今，说是全国遇到了百年不遇的大灾害，粮食成了全国人民面临的最大问题。在党的充实农业第一线的号召下。他回来了，他又看到了伊犁河边碧绿的田野，他又闻到了伊犁河谷的清香湿润的空气。家乡的话语也是分外亲切的，在霍城停车时向乘客兜售葵花籽的孩子，不说每公斤六毛五分，而说是六十五分……萨拉姆，伊犁！萨拉姆，乡亲们！

    在一阵标志着客运汽车到站的铜铃声中，汽车拐了几个弯停下了。米吉提采购员到了目的地以后，顾不上新结识的旅伴了，兴冲冲、急匆匆下车离去。伊力哈穆与赛里木道了再见，便爬到车顶行李架上，帮大家取行李。越是妇女和老人，行李就越大，越重。伊力哈穆吃力地拎起一个个行李包，再走到扶梯上，一一交到主人手里。最后，只剩下伊力哈穆自己的简单的行李卷了，旅客们也差不多已经走光了。伊力哈穆将行李抛到地上，准备下车的时候，忽然听到了一声凄厉的、令人毛发倒竖的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