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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二章
    几天后,黄佑国和陈山子,告别了亲人,和三千多名南洋机工一起唱着高昂的《运输救国歌》,乘“丰祥轮”离开南洋,直取缅甸。在缅甸经过半个月的训练过后,他们被分成许多个车队,从滇缅公路进入祖国境内。

    滇缅公路,山高谷深,九曲回肠,这条被称为“血路”、“中国抗战的生命线”的公路,承载着南洋机工的无限希望和热忱,向抗日战场逶迤而去。应该说,那些华侨机工虽然身为中国人,虽然从小就接受关于中国的各种教育,讲的是中国话,并且从父母那里知道了许多关于中国的事,但是,眼前的一切对他们来说却是相当陌生的。车轮滚过的地方,每一寸土地对他们来说都是全新的,从来没有见过的。汽车行驶在父辈生活过的土地上,他们觉得是那样的亲切和熟悉。因为这里,毕竟是父母亲的祖国。

    那时,华侨机工可以有两种选择,一种选择是,编入西南运输处,留在滇缅公路,负责在滇缅公路上驾车运送军需物资。另一种选择则是奔赴内地,编入国民革命军,在前线和后方之间,驾车运送物资。黄佑国和陈山子,也不作任何商量,就作出了第二种的选择。

    有时,命运就是喜欢跟人开那些无法预知的玩笑。黄佑国和陈山子所在的两个车队在到达陕西境内后,陈山子所在的车队直奔西安,黄佑国所在的车队则被告知继续往西北方向开去。谁都知道,西安是国民党的天下,而西安的西北方向则是共产党的地盘:延安。有一首歌唱着,“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唱的就是陕北延安。在当时,对中国人来说,延安和西安是完全不同的两条神经,共产党的领袖人物毛泽东和国民党的党首蒋介石,那时是国人们茶余饭后、街头巷尾必谈的两个人物。这个热点话题在“西安事变”后,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潮。

    “西安事变”之前的中国西北地区,以西安为中心的国民党军队的主要力量有张学良率领的东北军,和杨虎城率领的第十七路军,这两支军队均非蒋介石嫡系,屡受排挤,对此,张杨极为不满,尤其是张学良领导的东北军,过去盲目执行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弃守东北,遭到国人的唾弃,后又被命“剿共”,蒙受重大的损失,全军上下深感“剿共”没有出路,强烈要求抗日,收复东北国土。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中国共产党针对抗日战争的问题,在陕北子长县瓦窑堡召开会议之后,共产党通过种种渠道,大力开展对这两支军队的动员工作,坚定了张杨联共抗日的决心。

    但是,不管是张学良还是杨虎城,他们所有的良好动机和愿望到后来被证实只是剃头担子一头热,是一厢情愿的。他们的当家人蒋介石不可能听他们调遣,蒋介石的枪口依然坚持对着西北方向。尽张学良他们如何苦口婆心,也无法改变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决心。并于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初亲自从洛阳赶到西安兴师问罪,他向张杨摊牌,要他们作最后的选择:一是服从命令,把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全部投入陕北前线,在其嫡系部队监视下积极进剿红军;一个是如果不愿“剿共”,就将东北军调闽,十七路军调皖,把陕甘让给其嫡系部队。蒋介石所提出的这两个办法都是张杨无法接受的,他们既不愿替蒋介石继续打内战,也不愿让自己的部队离开西北这个根据地,被蒋介石所灭。当然,出路只有一条,那就是逼使蒋介石停止内战,联共抗日。如此一来,便有了由张杨两人联合导演的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发生。

    关于“西安事变”的内幕,历史上曾经流传着许多的版本,其中最为感动人的是张学良亲自跑到华清池向蒋介石哭谏,结果被蒋介石臭骂了一顿,无功而返。就是到了准备扣留蒋介石的那一刻,张学良仍然痛哭流涕,苦苦哀求蒋介石停止“剿共”,一致抗日。张学良哭道:委员长真的不能听我们的忠告吗?

    不料,蒋介石听了勃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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