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在中国人的记忆中，绝不是个令人愉快的年份，留在记忆中最让人难忘的感受是饥饿。头一年的下半年开始初露端倪的粮食紧张，副食品奇缺的现象，一度在国庆十周年的前夕得到缓解，至少是在北京等大都市感觉到了，人们原以为是暂时的困难，挺一挺就过去了。谁也没想到，这会是一场旷日持久的自然灾害刚刚拉开的序幕。

    人们的粮食定量普遍下降，副食品供应全部实行配给，居民的家庭中突然多出了各种各样的票证。除了粮票和油票，布票，还有糕点票、饼干票、肉票、烟票……购买茶叶、毛线、人造棉等商品则需要凭工业卷供应。至于芝麻酱，粉丝、淀粉、鸡蛋、豆腐……则凭购货本供应，每个家庭都有自己的购货本，凭家庭人口购买配给的定量，集体户口的则凭个人购货本买其中的一些东西。丢什么也别丢票证或购货本，不少当家的老太太全将这些命根子藏在最保险的地方，有的干脆缝在自己的腰带上。

    每月的24日成了一个好日子，因为熬到这一天可以去买下个月的粮食，每到23日的凌晨，各粮店的门前就开始排起了长队。冬季受不了那份冻，全家人倒换班排队。到天亮粮店开门的时候，队伍中少说有二三百口子人。人虽多，但秩序不乱，为排队吵架的不多，来早的人发号，一人手里一个号，一般乱不了。当时人们肚里的食不多，热量不足，火气不壮，这大概也是人们很少吵架的一个原因。

    那时候每个家庭都有一杆称，每天吃多少米或面要称好，一两不能多，半两不能少。要准确到这种程度，到24日这一天还够吃两顿的才行。那年头的孩子们都勤快，尤其是喜欢吃完饭涮锅洗碗，以便借机将锅里勺里的米粒扫荡个干干净净。大多数的家庭吃饭要分出份来，要按自己的定量吃。菜里的油少，更难得见到肉，开始一个人每月只有二两肉，一个五口之家只有一斤肉，就是全集中到晚饭时吃，一顿也只能平均到几钱肉。所以也有的家庭干脆每月改善一次伙食，用全家的肉票饨一回肉一顿吃掉，其余的日子索性素着，反正那点肉匀着吃还不够塞牙缝的。

    后来，市场上出现了高级食品，一斤高级糖要五元钱，是凭票供应的十倍售价。还有高级糕点，价钱也是凭票供应的十倍，一个普通工人每月的工资多的有五六十元钱，少的只有三十多元钱，一般家庭谁买得起！也有豁出去的，发完工资不管别的先来半斤高级糕点解解馋再说。当然，这么干的大都是那些没成家的单身汉。

    那一年的七月，因意识形态上的分歧跟中国打开了嘴仗的苏联人也开始添乱，全部召回了援华的专家，片面撕毁了中苏间已签订的专家合同，和全部援华项目合同。“老大哥”不太仗义的举动，对中国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

    北京街头的公共汽车开始顶起了一个大包，大小与车顶差不多的一个汽包，由烧油改为烧气。那时候的汽车和电车都开得很慢，绝没有风驰电掣的劲头。人们也都面带菜色，精神萎蘼，走路也很慢，都懒得与人说话，想尽可能地保持体内的热量，绝不轻易浪费。那时小学每天只上三节课，当时校园里说的最多的四句话是：养精蓄锐，节约粮食，为国分忧，为家长解愁。老师常叮嘱学生的话也是，回家就休息，睡不着就看书，千万别乱跑。

    小道消息说，农村开始出现了逃荒，饿死人的现象。灾情最严重的不少省份是当年放“高产卫星”最多的地方。

    新冒出了一个新病种，“浮肿病”。这种病是先由人们的脚和腿开始，用手在腿上一摁，就是一个深坑，塌下去的肉好一会儿才起来。这种由于营养不良造成的浮肿病像传染病一样在城乡蔓延，病情严重的可以导致性命的终结。报上说治疗浮肿病最好的东西是黄豆，一时间黄豆成了好东西，身价百倍。如看望亲友或病人能带上一斤黄豆，那将是一份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