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位上升了，但儒生地位大大下降。

    蒙元因为采用怯薛入朝和官吏互通的选官制度，官员大多数没有接受传统儒家教育，思想上很难有所觉悟。汉地所有的天下为公一类思想在官员中并没有多少影响力，间接造成官员素质的下降。而儒家致仕之途断开，大量人才囤积在地方豪强当中，又间接造成人才流失，地方势力做大等诸多弊端。

    所以赵昺以为当下蒙元在面临灭国之危，社会矛盾激化，导致朝廷与地方的离心力滋长，本就势衰的中央集权再度遭到削弱，各地域的独立性也随之突出出来，而地理上的离心力也开始凸显，从而使蒙元呈现出分裂的趋势也就不奇怪了。

    中国的版图恰恰由于地形地势的缘故，东、南二面都是浩瀚的海洋，西南、西北都是险峻的山脉，北面是大漠。地理环境相对封闭，相对独立，自成一统。另一方面，中国境内的山河分布纵横交错，又形成了一个个相对独立的小区域，各地域之间地理环境、生产生活方式、民族、文化、社会风俗等诸方面的差异很大。

    所以在各区域之间，既存在促进彼此联系的有利条件，也有将彼此相对隔绝的天然屏障。导致中国历史上东西之争和南北之争向来是中国历史上的两个突出的现象。东西相争，必有一条纵贯南北的轴线作为双方争夺的前沿地带；南北对峙，则必有一条纵贯东西的轴线作为双方对抗的前沿地带。

    东西之争的中间轴线大致是中国地势的第二级阶梯东部边缘地带；南北之争的中间轴线是淮河至汉水上游一线。以洛阳为中心的中原腹地是东西之争的中间轴线与南北之争的中间轴线的交汇地带。因而无论是东西之争还是南北之争，中原都是双方争夺的一个交汇之处。

    地理形势如此，也就造成中原四面均能受敌，可谓是四战之地。所以纷乱之初，中原注定是一个四方交争之地，也是混乱、动荡和种种不稳定因素的汇聚之地。

    从而使得在历史上形成一个规律，从治到乱，形势是由中原分散四方，使得占据中原之地者常难，反据四角山川险固之地者常易；而从乱到治，形势由四方汇集中原，只需走出四角就能摆脱偏霸局面，进取中原以争天下。

    在历朝历代群雄争霸之时，若东西方相对峙，则大体上以太行山诸关隘、黄河孟津渡口、嵩山一带诸关隘为对抗的前沿地带，尤以成皋一带为争夺的关键。此地处于东西对抗的中轴线上，能控成皋即是控制了东西之间通行的捷径，刘安所言‘绝成皋之道，天下不通’则是通行的看法。

    而从中国地理大势来说，东、西对抗是西方居地势之利，而东方则处相对劣势。西方地势较高，面对东方，居高临下，若是能据成皋一线，即已取得一种非常有利的攻势态势；而东方据成皋一线，至多只是取得一种比较好的守势态势，失成皋一线则全失地利之险。因此历史上的东西之争，以西方胜利者居多，而东方胜利者居少。

    现在大宋对蒙元发动的北伐战争是争夺中原的控制权，也就是传统意义上的南北之争。大宋的军事重心也就放在中原地带，导致西北方向兵力相对薄弱。而此时大都未破，汪氏却气势汹汹的西来，迫使大宋两线开战，实实在在的给赵昺出了个难题。

    赵昺尽管对汪氏这个小人恨的牙痒痒，但也不得不佩服汪氏一族的精明。其出身汪古部，是镇守甘陇地区的大将，后见蒙古崛起，金朝势微，便转投蒙古，为其南征北战立下大功，成为蒙元世侯家族之一，仍受封于家族世居之地。

    蒙元见世侯权力愈大，有威胁到自己的能力，忽必烈便着手打压诸汉侯，削夺其权。在诸多汉侯兵权被夺的情况下，汪氏却会搞事儿，不惜养寇自重，保住了自己的世侯。而在大宋进取川蜀之时，与欲将势力范围扩张到蜀地的汪氏发生冲突，并给予其重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