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样来，只要天子恩准，便传为百世之法，后人行此礼仪，都会想到我的名字——叫你们还敢瞧不起我！

    崔琰得着机会就劝说曹髦，说郗鸿豫搞那一套不对，“实媚俗乱礼也”，曹髦总是拍拍他的肩膀：“暂用之可也。”因为郑门尤其是郗虑一派在儒学中占有主导地位啊，郗鸿豫一开口，是宏辅再附和，遂至士林纷纷响应，那我也不敢贸然跟他们对着干哪。咱就先这样吧，以后再想办法，等我地位稳固了，自可拨乱反正。

    曹髦本年虚岁十五，搁后世就是所谓的“中二年龄”，这岁数的孩子正当反传统、求创新、喜热闹、厌冷清之时，所以他在理智上认同崔琰所说，其实在感情方面，还是比较倾向于郗虑的建议的。若废乐整整三年，那还不得把自己给闷死？再说了，就与曹昂相见之礼，郗鸿豫貌似深刻地体会到了自己的孝亲之心，而又能使群臣认同，果当代之大家也。

    要不是郗虑反复谦辞，不愿再为官做宰，曹髦几乎想命之为宰执了。

    曹操的葬仪简朴但是风光地完成了。对于陵寝、墓道乃至棺椁的形质和大小，事关国礼，不可轻忽，但陪葬品的数量则比历代帝王都要少，以遵从曹操俭葬的遗训，而且所封者都是旧时的服装、器皿，未制新物。是勋、郗虑等上奏，请以此为子孙葬礼之法，使节俭之风蔚为时流，并流传万世，曹髦准奏。

    等到葬礼顺利完成，转过头来，曹髦召见是勋，说：“朕欲细其勋以加赏群臣，是公以为若何？”

    新帝登基，一般情况下都要厚赏群臣，以安人心，以定朝廷，后世最常见的就是“加官三级”。然而魏承汉制，职禄与品禄基本上合一，也就是说，你当什么差、办什么事儿，就领某官职的俸禄。只有岗位工资，没有级别工资，那就不可能随便“加官”了，所以常见的酬赏之法。就是赐金和拜爵。然而爵位不可滥封，赐金固得实惠，却不显尊荣，曹髦觉得不大满意，就跟是勋商量。要不然重新制定并且细密化勋职之法，给大家伙儿都多加个荣誉头衔吧。

    禄因职定，这是汉制的一大特色，其根源在于周制，贵族层层封建，为王官者都只是临时差遣，拿临时工的工资——基本工资则算你封地上的产出。这对于官僚体系的完善是非常不利的，即便贵为宰相、三公，一朝去职，除了少数特例外。那都再拿不到一分钱了，官员们老无所依，自然横起聚敛之心。所以自魏晋以后，逐渐把官员品级和实际差遣区分开来，新创并且提高等级工资的比例——这种品级即名为散官，后来又加勋官等。

    是勋本人是赞成这一转变的，那有助于官僚队伍的稳定化，然而后世叠床架屋，等级工资加各种补贴越搞越多，既造成认知上的混乱——他前世为了搞明白历朝官制。就费了老鼻子牛劲儿了——又不方便管理，还增加财政负担。所以早就向曹操提起过相关想法，曹操拿出的对应策略，是创建了“勋职”又名“散官”制度。

    不过曹操时代的勋职制度还只是一个雏形。只设十二阶，分文武，用以酬答功臣——其实就是让功臣们挂个空头衔靠边儿站去，尊荣不失，但权柄交卸，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只是爵位的一种变体而已。曹髦说我打算把这种制度更加完善化、复杂化，用来广赐臣僚，以定人心。搞这种花样是公你最拿手了，你来谋划一下吧。

    是勋领命而行，心说这事儿简单啊。散官肇始于魏、晋，而完善于隋、唐，到了明、清两代乃成为官员的实际品级——我在旧有的架构上增补，基本上照抄隋唐制度不就成了嘛。

    于是设文武散官各十八阶。文散官首为太宰、次太傅、三太尉，等于上公；再下少师、少傅、司寇，等于公；光禄大夫、资政大夫、太中大夫，比公；正议大夫、通议大夫、朝议大夫，中二千石——这些是曹操时代就旧有的。其下增设朝议郎、承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