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使你非常热爱自己的工作，到了休假结束前的最后一天也免不了会发愁。一星期前我在干净的西班牙海滨浴场享受日光浴，品尝了西班牙风味的平锅菜饭（老实说，乌兹别克抓饭味道更鲜美），在中国小饭店喝了冰凉的淡葡萄酒饮料（不知怎么会得出结论，中国人做西班牙风味的饮料比当地人做得好），还在许多小店里购买了各种纪念品。

    现在莫斯科又到了夏天，虽说天气并不炎热，但却闷得让人难受。在休假的最后一天，想让大脑继续休息是不可能的，但要马上开始工作，人人都会断然拒绝。

    也许，正因为如此格谢尔打来的电话着实让我兴奋了一下。

    “早上好，安东，”头儿张口就说，没有做自我介绍。“祝贺你度假归来。听出我的声音了吗？”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格谢尔的电话铃声我能够凭感觉猜出。今天他的电话铃声好像变了，变得急迫、威严。

    不过我没有急于把这些告诉头儿。

    “听出来了，鲍利斯·伊格纳季耶维奇。”

    “你一个人吗？”格谢尔问。

    多余的问题。他确信，格谢尔很清楚斯维特兰娜此刻在哪里。

    “一个人。姑娘们都在别墅呢。”

    “瞧这事情安排得可真好，”头儿在话筒那一头叹了口气说，他的嗓音中出现了非常富有同情心的语调。“奥莉加今天一早也坐飞机去度假了……一半同事去南方享受日光浴了……你能不能现在就到办公室来？”

    我还没来得及回答，格谢尔就起劲地说：

    “太好了！那么，我们四十分钟后再见。”

    我很想骂格谢尔是精神上的伪君子——当然，先得把话筒放好。可是我没有说出来。首先，不用任何电话头儿也能听到我说的话。其次，是不是伪君子我不知道，反正他不能算庸俗的伪君子。不过最重要的是想节约时间。如果我打算说，我四十分钟后到，又何必浪费时间非让人家听你说呢？

    还有，接到电话我很高兴，反正白天已经结束，别墅我要过一个星期才去。收拾房间还不到时候——像任何自命不凡的男人一样，这种家务活我只干一次，到单身生活结束前的最后一天才干。去别人家里做客或者邀请人家来做客我是绝对不愿意的。所以度假结束后提前一天回去上班要有益得多，必要时还可以问心无愧地要求补假。

    就算我们通常不习惯请求补假，那也无妨。

    “谢谢您，头儿，”我亲切地说。我把未读完的一本书放下，从圈椅上站起来，伸了个懒腰。

    不料电话铃又响了。

    自然，格谢尔那里不得不打电话去打招呼说“对不起”了。不过这么做有装腔作势之嫌。

    “喂！”我一本正经地说。

    “安东，是我呀。”

    “斯维特卡，”我说，重新坐回到圈椅上。我紧张起来——斯维特兰娜的声音不对劲，有点恐慌。“斯韦特卡，娜佳怎么啦？”

    “很好，”她迅速答道。“别着急。你最好说说，你那里情况怎么样？”

    我沉思了片刻。没有酗酒，没有把女人带回家，屋子里没有积满灰尘，甚至我用过的餐具……

    接下来该轮到我说话了。

    “格谢尔来过电话，刚刚来的。”

    “他有什么事找你？”斯维特兰娜连忙问。

    “没什么大事。他让我今天去上班。”

    “安东，我预感到会出事，不祥的事。你答应了吗？你去上班吗？”

    “干吗不去呢？反正闲着也没事干。”

    斯维特兰娜在电话线的那一头不吭声了。（不过移动电话哪来的电话线呢？）接着，她十分不乐意地说：

    “你知道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