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虽多难，亦能兴邦。

    然而石越与司马光，在熙宁十八年一月二日的时候，并不知道次日会接到什么样的报告。面临着一系列可能葬送十八年励精图治的成果的危机，石越与司马光前所未有的赤诚相见。司马光许诺全力支持石越的危机政策，石越也接受了司马光全面战略收缩的建议。

    为了打消司马光的疑虑，石越痛快地接受了司马光提出来的三项主张：节省朝廷开支，立即结束对西南夷的用兵，与西夏议和。后两项主张在本质上，其实也是为了节流。

    石越知道，在司马光心里，解决财政问题最有效的办法，永远都是裁减一切不必要的开支。尽管司马光已经在很多地方表露出他改变的一面，但他同样明白，一些形成了很久的思维定势，几乎是不可能改变的。

    无论如何都不能忘记，司马光已经六十七岁了。

    他必须要尽可能地安抚司马光，以尽可能避免在将来的某一天，司马光突然出现动摇。而且，适当的战略收缩，在石越看来也是必要的。尤其是司马光主动提出接纳西夏使者，与西夏议和，更是正中石越下怀。石越取得战略优势后，并无对西夏赶尽杀绝的想法。而宋朝却在灵夏地区驻扎了太多的军队，使得军费开支一直居高不下，倘若能与西夏议和，便可以减少在灵夏地区的驻军，化兵为农，裁减西北军队数量……可以说，只有实现这一点，当年与西夏战争的目的，才算是彻底达到了。宋朝财政状况可以因此得到立竿见影的好转。

    司马光提出的严禁边将生衅，减缓两北雄心勃勃的塞防工程进度，加快厢军屯田与裁汰厢军的速度等事，也是石越能够接受的。

    但是司马光对益州，尤其是对西南夷的态度，却让石越心里感到不舒服。

    司马光一面坚持镇压陈三娘之乱，但在对西南夷的态度上，却出现了大动摇。他要求果断结束对西南夷的战争——这个主张，背弃了此前王、马、石三人达成的先取得军事胜利再体面议和、结束战争这一共识。司马光并非不明白在军事胜利后再谋求妥协是正确的，但交钞危机爆发、扩大，却还是让司马光改变了态度。

    人人都知道西南用兵是目前最大的开支。

    石越知道司马光素来立场鲜明地反对劳民伤财的开疆拓土。在司马光眼里，大宋现有的疆域足够大了，民众的赋税也足够重了。任何战争，除非有足够的胜算，并且有显而易见的长远好处，否则，司马光在骨子里都是反对的。如果说司马光认为“利不百，不变法”，那么在司马光看来，便是“利不万，不打仗”！

    儒家自古以来就有强烈的将战争主要视为一笔经济账的倾向。甚至早在盐铁会议之前，追溯到汉武帝时期儒生第一次真正对政治发生直接影响的时代，他们就已经异常鲜明地表露出了这样的倾向。从汉武帝时代的儒生们开始，一直到魏徴，为了弥补对外战争带来的经济损失，不断有人主张将异族的俘虏变为汉人的奴隶——而在国内议题上，儒生们一千多年来，却始终都可以被视为“废奴者”。

    这种刺目的矛盾或者说双重标准，格外彰显了儒生们在政治上的最基本的立足点。

    真正的儒生，一定是将国内的民生问题置于最重要的位置的。

    而司马光正是真正的儒生。

    所以，石越能够理解司马光的心情。西南夷的问题，在司马光那里不是原则性的。在他认为必要的时候，他会毫不犹豫地放弃那里，以节省大笔的开支。

    甚至连一个春天他都不愿意再等。

    因为这对于司马光来说，是一道轻重之别非常明显的选择题。只要结束在益州路的军费开支，就算石越真的借了两万万贯缗钱，四五年内，他也能有办法连本带利还清这笔债。那笔总额将高达两万万贯的盐债，在司马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