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与皇帝关系缓和，这传言很可能就会彻底变成谣言。

    不过，这些想法，潘照临却是绝不会向任何人透露半分半毫的。

    在他看来，石越的性格中存在着极大的缺陷。石越最大的优点，莫过于善于妥协，善于谋求与不同派别的人合作，但潘照临却认为，这同时也是石越最大的缺点。在羽翼未丰的时候，妥协与合作，都是必要的手段。但如今石越羽翼渐渐丰满，石越却比以前还要有过之而无不及地与新、旧两党通力合作，甚至甘心让司马光位居首相。这是潘照临所无法容忍的。

    但潘照临与石越相处十余年，也知道在这一点上，他是无法说服石越的。他太了解石越，石越的性格中，温和有余而冷酷不足，即使对政敌，他也无法做到绝决无情，更何况是对同盟与部属。若是一个普通人，这也许算不是缺点，但对于一个首领来说，却是重大缺憾。潘照临觉得，这种性格，正是石越最不如王安石、司马光的地方。

    王安石也罢，司马光也罢，他们绝不仅仅只是普通的宰相，他们立场鲜明，对自己的决断充满信心，而且也能让身边的人感受到这种信心，源于这种对自己信念的强烈信心，在必要的时候，他们都会毫不犹豫地采取断然的手段，对付反对者。无论他们身居任何职位，他们都会被人们视为领袖群臣的人物。这两人就像两面赤帜，插在任何地方，人们就会自觉地向那里集中。

    而石越，潘照临相信他不缺少这种潜力，而且也是当今除了王安石与司马光外，惟一具有这种潜力的人。但他的性格，却束缚着他，令他无法变成赤帜一样的人物。

    当年石越抚陕时，潘照临一度发现，石越曾经有过那种对自己信念的强烈信心，所以在陕西时，石越多有独断之举。那也是石越能够树立起他在西军中威信的重要原因。但是回到汴京后，那个充满信心的石越却渐渐消失了。原因自然是多方面的，最主要的还是石越的性格中缺少那种天生的自信心。在陕西时，因为石越是一路的最高官员，所有的人都是他的下属，他拥有最高的权力，承担最大的责任，又受到富弼的开解，能够无所顾忌地做事，在某种程度上，那种强烈的自我信念，实是由环境造就。而一旦他回到汴京，在这个完全不同的环境里，自然而然的，石越便会根据他以往的经验来应对。而且，潘照临发现，不知为何，在陕西，石越可以毫不顾忌属下官员的派系，但在汴京，他却对党争格外的敏感，甚至可以说是厌惧。

    石越的身份地位已经大不相同，但他却依然还在不自觉地扮演一个调和者的角色。他竭力与司马光、王安石能友好相处，通力合作。在处理危机的时候，又瞻前顾后，过多的反省，信心不足，时时顾忌司马光等人的想法，拿不出一个立场鲜明的解决方案。虽然潘照临对交钞危机等麻烦也束手无策，但却毫不妨碍他敏锐地觉察到石越在心态上面的问题。潘照临相信，正是这种心态，束缚了石越的才能，也束缚了他的野心。

    因此，潘照临知道自己的责任，便是要辅佐石越成为真正的领袖，而不仅仅是一个普通的宰相。但这些事情，却只能一步一步，不动声色地进行。

    “相公。”不知何时，侍剑出现在石越的身旁。

    “拜年飞帖都送完了？”石越问道。

    “各府上都送过了。”侍剑笑着回道。送拜年飞帖，是当时官宦人家的习惯，当时有身份地位的官宦之家，并不会互相走动拜年，而只是派仆人将拜年的名帖送到亲朋戚友的府上。这种习俗发展下来，送拜年飞帖竟变成了一种身份的象征，亲自走动拜年，反而会显得没面子。在当时曾经流传着一个笑话，道是某君家穷，请不起仆人，到了元旦，望着一大堆拜年飞帖无人投送，只得长吁短叹，束手无策，恰好便在此时，他一个朋友的仆人送来拜年飞帖，他招呼那朋友的仆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