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出那些话来，却终是足以证明这人并非如众人所认为的那样简单。但这时候也无暇多想，因道：“开封府始终是要地，韩忠彦忠臣之后，足可托付。不过，与高丽的谈判，我以为交给秦观便可，朝廷无须再派使者。否则显得朝廷朝令夕改，失信于人。且太府寺亦是事繁之地，蔡京善会理财，可为薛向良助，不宜轻离。”

    吕惠卿原本并没有要故意支走蔡京之意。皇帝因为狄詠与清河的原因，一直也想重用狄谘，但却屡屡受阻，主要原因便是狄谘的出身。狄谘是熙宁间极为少有的以武资做亲民官的例子，政事堂与台谏对此早有不满。但狄谘却公开宣称，宁可不做知州，也要做武官。这次皇帝无非是想给狄谘找个台阶下。但是，狄、丰二人，都与石越关系不浅，吕惠卿不愿意石党长期把持东南要镇，因此老调重弹，先将这事拖下去。他推荐蔡京，不过是想把台面做得漂亮而已。不料这么简单的一个推荐，竟被冯京、范纯仁异口同声地反对。吕惠卿顿时觉到一种异样——要知道，这两个人已经有一阵子没有反对过自己的主张了。

    他心中猜疑，脸上却不露声色，只淡淡说道：“既如此，还是交给秦少游吧。”

    当晚，吕惠卿一回到府中，便派人送了札子去太府寺卿薛向府中，请薛向过府叙话。

    当年王安石为相，称得上新党干将的，除了王元泽外，不过韩绛、吕惠卿、曾布、邓绾、蔡确、薛向等数人而已。这些人中，韩绛资历较高，邓绾很早就遭斥，吕、曾、蔡三人虽同为新党重臣，但除了对王安石外，彼此间却互不服气，明争暗斗从未停止过。吕惠卿虽然最终胜出，接过王安石的衣钵，十年为相，继续主持熙宁变法；但新党经此内耗，也元气大伤，曾布、蔡确相继被贬往海外——王安石之时，新党便已是人才奇缺，至吕惠卿执政时，新党所能依赖的，只能是常秩、舒亶、陈元凤这种资历、声望更浅的官员。而如章惇、陆悃等人，因对吕惠卿不满，许多人都倒向石党，或者也是支持新法多过支持吕惠卿。这也是吕惠卿在执政期间没有推行过于激烈的改革路线，维持与旧党、石党共同分享权力的重要原因之一。当年王安石不仅是皇帝惟一的选择，又有崇高的道德威望，在“政府”中，有韩、吕、曾三大助手，先后又有邓绾、蔡确掌握台谏，整个新党毫无选择地团结在王安石的周围，自然比较有底气大胆改革，也不那么害怕政治斗争。但吕惠卿执政十年，却从未有过这样的好事。外有司马光、石越掣肘，连台谏都无法完全控制；内则始终无法有效地统合新党，为了巩固自己的权位，吕惠卿被迫做出了大量的妥协。但即使如此，吕惠卿也从未动过念头要引薛向进中枢帮助自己。薛向早在仁宗之时，便以“财计”闻名，长期在永兴军路等地担任转运使，政绩卓著；熙宁初年，又曾经是均输法的实际执行者，做过六路发运使，权倾东南。而且，因为只短暂担任过权三司使，旋即又转任地方，长期在外，远离汴京的纷争，也是早期新党重臣中，除了吕惠卿以外硕果仅存的一个人。正因如此，不能真正统合新党的吕惠卿，更加不愿意新党中再出现可能的竞争对手，因此，尽管二人私交甚好，但吕惠卿为相期间，多半的时间薛向却都在各路任转运使——熙宁西讨时，皇帝因薛向熟知陕西情事，曾想召他为同知枢密院事，负责军需后勤，亦为吕惠卿所阻，只是这事几乎没几个人知道。直到不久前，吕惠卿几乎自保不暇，薛向才得以进入中枢任太府寺卿。其后，吕惠卿为了拉拢薛向，又不断向他暗示将引他进入政事堂做参政。而薛向虽明知道吕惠卿猜忌自己，但他执行均输法时得罪过不少人，素为旧党所恶；与石越虽无旧隙，但石越自顾不暇，他也指望不上——更何况，他资历远高于石越，又不像曾布受过挫折且与石越私交甚密，也未尝没有耻居其下之心。所以虽说熬了十几年，到头来，他暂时能倚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