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歌伎见他不信，笑道：“奴家听说过班固司马，是世之良史，能秉笔直书，继圣人之遗志，使乱臣贼子惧。那李十一郎虽在市井之间，却能摭采事实，宣讲朝廷平西盛事，不涉褒贬而功过自现，虽未必能藏之名山传之千古，但其心其志，若依奴家看来，却是与班马无异哩。”

    这歌伎所说之话，原本并不涉及忌讳，但东首那个原本一直微笑的男子，脸色却突然间黯淡下来。大胡子的笑容也变得不那么自然，一双眼睛盯着自己手中的酒樽，若有所思。

    原来这两个男子，都是大宋熙宁朝赫赫有名的人物。坐在东首的那位，便是曾经以一介书生而领兵伐夏，收复兴灵平夏数千里江山的石越，如今官拜观文殿大学士、太子太傅、枢密副使，熙宁朝之中，无论是声望、功绩，皆无人能比。而那个大胡子，却正是执熙宁朝文坛牛耳的苏轼苏子瞻。

    便在一年之前，也就是熙宁十四年，夏主秉常兵变成功，尽诛梁氏，夺回政权，然后便开始断然举国西迁，前后历经三个月的时间，沿途付出惨重的代价，终于到达沙漠中的黑水城。西迁途中，除了要面对种种自然灾害之外，一路之上，还不断有贵族煽动叛乱，甚至整个部族整个部族地偷偷跑回去向宋朝投降，最终，出发之时包括妇孺老幼一共约二十余万人口，到达黑水城时，军民全部竟不足十万。包括还控制在西夏手中的河西走廊之甘州、肃州、瓜州、沙州，西夏总人口不足二十万，兵员不过七万而已，其中精兵竟不过三万余人。对比最盛时西夏精兵五十万的国力，真是让人唏嘘不已。但这还已经是极大的幸运，因为禹藏花麻在兴庆府大布疑阵，宋军直到寒食节后，才由侦骑获知兴庆府已经人去城空，只留下一名使者手持秉常向宋朝皇帝的谢罪奏章等候宋军的到来。而此时，最后一支西迁的队伍，早已经翻越贺兰山了。

    虽然种谔与吴安国磨刀霍霍，准备深入大漠追击西夏人。但是他们雄心勃勃的军事冒险计划，却遭遇了来自各方面的阻力，最终不得不宣告夭折。

    与此同时，帝国却在南方开始了另一场可以用“冒险”来形容的计划。

    在罗氏鬼主与何家堡的帮助下，宋军几乎不费吹灰之力，就平定了乞弟之乱。但这过于轻易的胜利，却也让大宋朝廷对其军事实力的信心，极度地膨胀起来。

    熙宁十四年五月，皇帝颁布诏令，益州路、黔州路、广南东西路，所有羁縻州县，逐渐皆要改为普通州县，由朝廷派遣官员治理，原有知州、刺史，皆不再世袭，而代之以相应的勋阶世袭。并且同时要编制户口、丈量土地、厘定租税、清查钱粮、建立学校。

    同时，在荆湖南北路、福建路，将山中蛮夷纳入编户齐民，成为考核地方官政绩的条件。

    在荆湖南路治绩显著，官声颇佳的苏轼，就是因为屡次上书反对朝廷“生事之举”，结果被吕惠卿“推荐”担任大宋朝驻辽国的使节。

    石越忧心忡忡地看着这一切发生，却完全无能为力。

    自从西夏事了之后，他竭力想阻止的，就是吕惠卿想要推动的这项政策。然而，在熙宁十四年五月的时候，他却陷入了另一个漩涡当中，几乎无力自拔。

    大宋朝野中，为了封赏石越的问题，惹出了轩然大波。而石越身不由己地，处在了一个极为敏感的地位。

    石越其实对此早有预料，所以，在他的奏章中，他将一切功劳都推得干干净净。从吕惠卿、文彦博，到范纯仁、陈元凤，到前线的将士，总而言之，若只看石越的奏章，便会让人以为这一场战争的胜利，石越其实什么事也没做，不过是挂了个虚名而坐享大功。

    但是，石越虽然有意韬晦，他的功绩却是无法掩盖的。

    朝廷当中，文彦博、吕惠卿、司马光三人罕见地持同一意见：石越应当拜观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