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回忆起我们一起生活的日子，两人相依为命，度过了许多美好的时光，当然也有些是痛苦的日子。想起了我裤子上的补丁和沙锅晚饭，很多孩子每周可花两毛五买热腾腾的午餐来吃，我总是带一块花生黄油三明治或一块包着香肠的隔夜面包，象那些穷光蛋到巨富的愚蠢故事中的傻小子。她不知道在多少家餐馆和酒吧里干过活，靠这收入来养家糊口，每个月她都要请一天假，穿上最好的衣服，约见贫苦儿童救济局的工作人员。那工作人员西装笔挺，坐在厨房的摇椅上，膝上放着一块写字板，手上握着一支粗亮的钢笔。她带着机械的微笑回答着他那带着侮辱性的尴尬的问题，却词不达意，甚至象我这样九岁大的孩子回答得都比她好，还要给他准备咖啡。因为只有他作出正确的的调查报告，我们每月才能拿到那屈辱的五十元的补助。工作人员走后，她就倒在床上哭泣，当我走进房间坐在她旁边，她做出了笑脸并说贫苦儿童救济局是两腿间的屎屁。我笑了，她也跟着笑了。在这世上，只有我和我那肥胖嗜烟的母亲相依为命，面对生活的无奈和屈辱我们只能一笑泯之。然而并不只是如此。对我们这种在世间忍辱偷生的人来说，有时取笑那些愚昧的工作人员是我们能做到的报复方式。她干过餐馆酒吧里所有的活而且干活时间过长，这使她的脚踝肿痛，回到家里她一边缠绷带，一边把所得的小费放入标有”阿兰的大学学费”的罐子里，这就象从一个穷光蛋到巨富那样的故事般传神，而且还不断地唠叨要我努力学习，别人的孩子有钱，四处玩乐，不务正业，而我却不能。因为她的小费积攒了很长时间还是不够。最后只好申请助学贷款，如果我上大学的话。我只能上大学，这对我和她来讲是唯一的出路。请相信，我在那时候确实努力学习，我并不瞎，我知道她所负的生活的担子是多么沉重，看见她烟抽得很凶（这是她唯一的快乐，唯一的缺点，只有置身处地才以明白这一点），我希望我们的生活总有一天会变好，而我是唯一能照顾她的亲人。如果能有大学学历和一份好的工作，我就能做到。我应该如此，因为我爱她。那天我们等坐过山车，快轮到时我却退缩了，她大发雷霆，面带凶气，这不是唯一的一次，她呵斥我后又狠狠揍我，尽管如此，我还是爱她，甚至有部分原因就是因为这个。虽然她打我和疼我一样多，我对她的爱依旧，这很难理解，我自己也不明白，不过这没关系，我想没有什么能够总结生活的规律，诠释家庭的关系。我们，她和我，是个家庭，是最小的双人家庭，微小而紧凑，有一份共享的秘密，我愿为她做任何事情，现在，我正被要求作出选择，要求为她去死，顶替她的位子。但既使她能再活四十八岁或更长，而我的生活却几乎没开始。

    “是谁，阿兰。”乔治·斯托伯问。“时间不多了。”

    “我无法决定那样的事。”我声音沙哑。

    月亮在路的上方和我们一起飞驰，月光皎洁明亮。“这样问我不公平。”我补充道。

    “我知道，请相信我，事情就这么定的，”随后他压低声音，“但我可以告诉你，如果我开到第一个有灯光的房子时，你还没有决定下来，那我就只好带你们两个走。”他皱了皱眉又舒展开来，似乎想起了一些好消息和坏消息。“如果我把你们俩带走，你们可以坐在后座，说说过去的事，就是这样。”

    “带到哪里？”

    他没有回答，也许他不知道。

    树林变得模糊漆黑，车前灯在黑暗中狂奔，路面不断地翻滚。我只有二十一岁，虽不是处男，但只做过一次爱，那次喝多了，无法记住那么多。很多地方我想去：洛杉矶、塔希提、还有路克班奇、德克萨斯，有很多事我想做。我母亲四十八岁，已老了，麦考蒂夫人没这么说，是因为她自己也老了。说实在的，她尽到了做母亲的责任。长期辛苦地工作还要照顾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