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为我而死的。

    “不管怎样，大火之后，军队就开拔了，就像是他们感到羞愧了……我猜是那样的。此后我在福特朗德待了6年。在那里我遇上了你母亲，然后我们就在甘温斯顿结婚了。但是在那段时间里，德里从来没有逃脱我的记忆。战后我带你母亲回到了这里。然后就有了你。我们这里距离原来‘黑点’酒吧的那个地方不到3英里。我想你该睡觉了，男子汉。”

    “‘我想听关于大火的事，’我叫嚷着，‘跟我说说，爸爸！’

    “他皱着眉头看着我，使我闭上了嘴……也许因为他不常是那个样子，大多数时间他总是笑眯眯的。“那不是一个孩子应该听到的。”他严肃地说。“下次吧，麦克。再过几年再说吧。

    “结果我又等了4年才听到那天晚上在“黑点”发生的事情。而我爸爸的生命之路也就要走到了尽头。他躺在医院的病床上一阵清醒。 ”

    一阵迷糊地讲完了那个故事，而肠癌正在吞噬着他的躯体。

    1985年2月26日

    昨天晚上我又重读了我在这个笔记本里写过的东西。想起父亲，我禁不住放声痛哭。他去世已经23年了。谁能知道悲伤会持续多长时间呢？是不是一个人的孩子或者兄弟或者姐妹死去三四十年之后，他还会仍然感受到那种失去的空虚呢？那种空虚甚至到死也无法填补。

    1937年父亲领了伤残退休金，永远离开了军队。在训练新兵时，一个新兵因害怕将一颗手雷掷到了父亲脚下——幸运的是，手雷没有完全爆炸，所以爸爸只失去了左脚的大部分，而不是胸部以下的所有躯干。

    由于那笔退休金，他提前一年娶了我母亲。但是他还是回到了德里——如他自己所说，德里从来就没有逃离他的记忆。现在我不知道冥冥之中是否有天意，让他回到德里以便我能在8月的那个夜晚，在那个圆圈里占据我自己的位置。如果宇宙有轮回的话，恶总是被善补偿h是善也能使人敬畏。

    父亲攒了一笔钱，在德里买了一个农场，于是他们就在那里定居下来了。

    “一开始我们并不如意。”父亲曾经这么说。“周围的人并不想要黑人做邻居。我们也知道会是那个样子——我从来没有忘记‘黑点’酒吧的大火。路过的孩子们会扔石块或者啤酒罐。头一年我换了20次玻璃。有时也并不是孩子。一天早上起床，我发现在鸡窝边上画着一个纳粹党徽，所有的鸡都死光了。有人在鸡食里下了毒。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养过鸡。

    “但是县治安官——那时德里还没有警察局——对此事进行了调查；正如我说过的，在德里既有坏人也有好人。他最终查出了是谁干的。你猜是谁干的？你可以猜三次！”

    “我不知道。”我回答。

    父亲笑得眼泪都流出来了。他拿出一块手绢，抹去了眼泪，说道：“巴蚩·鲍尔斯！就是你们学校最爱欺负人的那个孩子的父亲。老子是个恶棍，儿子也是个混蛋。”

    “学校里的孩子都说亨利的爸爸是个疯子。”我接上去说。

    父亲说道：“好了，我告诉你，说他是个疯子并不太错。人们说从太平洋回来之后他就一直不正常，他在那里当过海军。治安官把他拘留了；他叫嚷着说那都是爱黑鬼的人捏造的，他要起诉每一个人。

    治安官告诉他要么赔我200美元，要么就得坐两年牢。一开始他不服气，说杀死黑鬼的几只鸡没什么大不了，但是当治安官说起诉的是他在鸡窝上画了纳粹党徽时，他只好屈服了。他让弟弟卖了自己的一辆新车，赔了我200美元。后来他四处宣扬说要烧死我。一天下午，他开着一辆旧车外出，我驱车从后面追上了他。在威产姆大街的铁路货运场旁边，我把他截住，用我的步枪逼着他叫他出来。

    “‘你敢放火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