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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们会说那是地狱般的十四年。她却没有这种感觉，因为她经常处于一种深深的迷茫之中，跟死亡没什么区别。她不止一次地幻想着，她的生命至今还没有诞生出来，终于有一天她将会像迪斯尼卡通片中美丽动人的女主角一样，打一个长长的哈欠，伸伸懒腰，从梦中清醒过来。每当他殴打了她之后，为了使自己恢复正常，她都会在床上躺一会儿，幻觉便在这时产生了。1985年是温迪·亚洛事件发生的一年，同时也是他受到正式惩罚的一年，又是她的胎儿流产的一年。每年她都要遭受三四次殴打——这种事已经发生过十几次了。那年八月，她第二次、也是最后一次在诺曼的护理下住进了医院。当时她一直在吐血，诺曼指望她会逐渐痊愈，因此拖了三天才送她去医院。当病情开始恶化时，他告诉她该怎么跟别人说（他总是告诉她该怎么说），之后才送她去了圣玛丽医院。她的得救还要归功于急救部门：他们把她流产的事报告了市长。后来医生发现，她身上有一根断裂的肋骨戳进了肺部。从楼梯上滚下来的故事在短短三个月里被重复了两遍。她万万没想到，观察了诊断及治疗全过程的实习医生居然也会相信诺曼编出的这套谎话。他们治好了她身上的创伤，就送她回家了。没人向她提出过任何令人难堪的问题。诺曼认为自己运气还不错，提醒自己今后须格外当心。

    深夜，当她躺在床上时，幻觉便像流星般在脑子里闪过，大多数时候出现在眼前的是她丈夫的那只拳头，在他戴着的镂金雕花的警校指环上和指关节上，到处浸满了殷红的血迹。直到天亮她才终于看清楚指环上面刻着的几个字是：服务，忠诚，公众利益。它们就刻在她的胸前，这使她联想起印在烤肉和牛排上的蓝色联邦印章。

    每当这种幻觉出现时，她便浑身软弱无力，有一种向下坠落的感觉，紧接着便看见他的拳头在她眼前晃动。最后由于身体的剧烈颤抖，她才彻底清醒过来，当发现自己躺在他的身边时，便又哆嗦起来，暗暗地希望他千万别醒，如果他发现是她在噩梦中吵醒了他，他会让她饱尝一顿拳头的滋味。

    她从十八岁起便步入了地狱之门，直到三十二岁生日之后的第二个月，她才从迷茫中清醒，这时人生已经走完了一半。使她清醒的，是一滴骰子般大小的血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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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是在整理床铺的时候在床罩上发现它的，显然是在她的这半边。当床整理好以后，血迹暴露在靠近枕头的位置上。事实上她可以将枕头往左边挪一点，正好盖住血迹。由于血迹早已晾干，它变成了十分难看的紫褐色。她觉得这个办法非常简单，便开始行动起来。她无法另外更换一条，因为没有多余的白色床罩可以替换，如果换一条印花床罩，她就必须再找一条同样花色的印花床单铺在下面，否则就会给自己招来麻烦。

    她似乎听见他在说，你瞧，这该死的床究竟是怎么铺的，你为什么在白色床单上面铺了一条印花床罩。我的天，你居然懒到了这种地步。过来，我想挨得紧紧地跟你谈一谈。

    她站在床边，沐浴着一片春光。这个被他称为“懒婆娘”的女人，每天像只陀螺似的不停地打扫房间，绞尽脑汁地安排着一日三餐。她站在那儿，有气无力地看着床罩上的血迹，像是得了某种智力障碍症似的，脸上毫无表情。我以为我那该死的鼻血昨天已经止住了。她自言自语道。我敢肯定昨天确实已经不流了。

    他很少打她的脸。他并不愚蠢。无论是在当警察的时候，还是成为职业探员以后，他都逮捕过许多专门往人脸上打的醉鬼。如果你总是往太太的脸上打，紧接着编出的一些关于半夜三更踏空楼梯、一头撞到浴室门上，或一脚踩上后院钉齿耙之类的系列故事就不能自圆其说了。人们会发现有问题，他们会说你的闲话，即使你的太太保持沉默，最终也会使你陷入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