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他妈的认识罗格·布瑞克斯通，一点都不他妈的认识维克·特伦顿，一点都不他妈的认识多娜·待伦顿，即使认识她，要是来访的球队射出的边线球被她用接球员手套收住，他连屁都不会放一个。

    他倒认识坎伯一家和他们的狗——库乔，那一家就在小山的上面，3号镇道的尽头。他经常和坎伯在一起喝酒，在迷迷糊糊中，加利觉察到乔·坎伯也已经顺着酒精中毒的路滑得很远了。这条路上加利自己总是远远地旅行着。

    “只是毫无意义地喝醉，我连屁都不会放一个。”加利告诉垂死的榆树上的鸟和他的屋顶板。

    他把酒杯喝了个底朝天，放了个屁，猛打着一只小虫。这时阳光和阴影落在他脸上，形成一些斑斑点点。住宅的后面，有几辆散了架的汽车，几乎被高高的杂草埋没了；屋西的长春藤疯长着，快要失去控制，它们几乎把整个小楼都覆盖住，只留下一扇窗露在外面，晴朗的日子里，这扇窗会眩目得像一颗肮脏的钻石。

    两年前，在一阵阴郁的疯狂中，加利把楼上屋里的一个柜子连根拔起，从这扇窗中扔了出去，他现在已经记不清为什么了。他后来又为窗户重安了玻璃，因为冬天一腿从那扇开着的窗户里跨了进来。但柜子还和它落下去的时候一模一样地呆着，一个抽屉跳出来，像伸出的舌头。

    1944年，加利·佩尔维尔二十岁时，曾单枪匹马地在法国炸掉了一个德军的碉堡。这次业绩后，他又带着班上剩下的士兵前进了十英里，直到他带着六处枪伤倒下，伤是他在担任机关枪手时受的。

    他因此被满怀感激的祖国授予最高荣誉——杰出服务十字勋章。

    1968年，他在福尔堡的商业区找到布迪·托格逊，把勋章变成了一个烟灰缸。当时布迪很震惊，加利要求把十字勋章做成一个马桶，这样他可以在里面拉屎，但它没有那么大，布迪延续了故事，也许这符合加利的原意，也许没有。

    不管怎么样，这都让当地的嬉皮土崇敬得要命。1968年的夏天，大多数嬉皮士正和他们富有的父母一起在大湖区度假。这之后，他们就要在九月回到大学，显然，他们在那里终日研习的只是抗议、酗酒和姑娘。

    布迪·托洛逊在福尔堡的埃索车站附近工作，空闲时间他也做些定制铸造的活。就在他把加利的勋章变成一个烟灰缸之后，这段故事上了罗克堡的《呼唤》报。

    故事是一个当地的乡巴佬记者写的，他把这件事理解成一种反战姿态。故事登出来之后，喀皮士们就在3号镇道路边加利的住所前陆续出现。他们中的大多数想告诉他，他“很激进”，一些想要告诉他“重了一点”，有几个想要告诉他“真地妈太过分了”。

    加利给他们看的却只是同一样东西，他的温切斯特30－06手枪。他告诉他们，从他的领地滚出去，对他来说，他们都只不过是一群长头发，四处乱窜，爱发牢骚的蠢猪或思想激进的性交机器。

    他告诫他们，他会一枪把他们的肠子从罗克堡打到弗赖伊堡，而且连屁都不会放一个。过了一段时间，喀皮士们就不来了，这就是有关他的杰出服务十字勋章的事情。

    有一颗德国人的子弹把加利·佩尔维尔的右睾丸打掉了。一个军医发现它被打烂，飞溅在军用内裤的裤底上，另外一只则基本保存了下来，所以他有时还可以很自尊地勃起。偶尔加利会告诉乔·坎伯，他还能通过其它这样或那样的方式精神过。他满怀感激的国家授予他杰出服务十字勋章，巴黎一家医院满怀感激的全体员工在1945年2月给了他百分之八十的伤残抚恤金，除此之外还送给他一只镀金的猴子。

    1945年的7月4日，满怀感激的家乡小镇为他举行了一次游行（那时他已经二十一岁，而不是二十岁，两鬓灰白，看上去有七百岁）。感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