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她满心希望能有机会登台表演。

    她讲到这事儿，禁不住落泪。她说她那时骨架太大，音色太单薄。她到纳时维尔的“老欧普里”，到好莱坞，到纽约都试过了，可好运从未降临到她头上。结识伽莫·霍迪安时，她在一家三流酒吧当招待。

    霍迪安一定是假名，可我从不清楚父亲的真名。他是个皮肤黝黑、矮胖粗壮、难以捉摸的人。他会说几种语言，可都说得很槽，英语尤甚。

    他对任何事都遮遮掩掩，守口如瓶。

    母亲说他是埃及种，总是一副神神秘秘的样子。汤姆认为他是犹太人。有一次，我听到他生意上的朋友把他叫作“偷偷摸摸、鬼鬼祟祟的亚美尼亚贼”。父亲曾说他自己没有国籍。他的护照是土耳其的，但很可能是伪造的。

    父亲曾想给我哥取名为塔马，取名为凯末而，可母亲要他叫我哥汤姆，叫我金。霍迪安一定是父亲到美国后改用的姓氏——那是在二战快结束时，之前他早就认识了我母亲。他称自己为进口商。我们一直都住在房租低廉的地方，家安在一个积满污垢的小铺于的上面或后面。家里稀稀拉拉地摆放着他进口来的廉价香水和失去光泽的铜器，地板上的地毯则破烂成块儿。

    家里还有其它的我了解得不多的我爸进口的货物那些陌生的顾客总是搞得他神经紧张。绝大多数时间他都不在家，母亲总说他进货去了。

    有一次他出门，一去近三年之久。母亲对我们说他在安卡拉病倒了，但是汤姆哼了一声，说父亲在某个地方坐牢。

    我升入高中那年，父亲失踪了。因他一向憎恨西西里人，母亲坚持认为是黑手党谋杀了他。但是很久以后，我在母亲的东西里找到了一小包从马赛寄到斯塔滕岛邮局信箱的给“霍伯和先生”的带香味的信，很明显这是寄给我父亲的。它们以非常女人味儿的（法国人的）笔触。恳求他回到齐莉和他与齐莉的小孩身边。也许他（我父亲）这样做了。

    虽然我父亲从不是一个挣大钱的人，但没有了他，我们的生活日渐困难。母亲关了店，开始找工作。父亲的一些老朋友口头上许诺会给她一些的救济，可全都没兑现。我认为这是为了封住她的嘴，为那些“老朋友”之间的事保密。

    一次，这些“老朋友”中的一个把我带到酒吧里和聊我的前途。他是一个皮肤黝黑、小心谨慎、神经过敏的小个子男人，身上有股大蒜和廉价酒的气味。他小声地问着问题，就我对家里与父亲的联系一无所知这一点持绝对怀疑态度。母亲一定哀求过他，请他给我份活儿干，但他还是愤怒地、傲然地阔步走出酒吧，把我留下来付酒钱。

    母亲后来绊倒（要么是扑倒）在一辆卡车前那年春天，最高中毕业了。两个胖姊妹和我那施洗礼的传教士哥哥从小石城回来参加了葬礼。我把屋子里的杜松子酒瓶统统清除掉了。我没告诉他们，验尸官在母亲手臂上发现了吸毒留下的针眼。

    那时汤姆已开始着手登月球的事了。比我年长、比我强壮、比我黑也比我灵光的他，更像我们父亲的他，对重要的机会的把握也比我具有慧眼。他改掉了自己讲话时带印地语腔（抑或是犹太人腔）的习惯，并为自己进大学专修太空学挣了一份奖学金。

    我混得比较糟，由千没有数学头脑，我没挣到奖学金。母亲的保险金在付完所有账单后还剩6000美元。我带着自己那份遗产到了拉斯维加斯，想去碰碰运气。可我运气很差，钱只花了三个晚上就花光了。

    我真正开始学着做事是从这次灾难开始的。我长期处于挨饿状态。

    在我意识到自己没遗传到父亲的天赋前就被警察抓了两三次。后来我又管理过酒吧，开过出租车，还卖过二手货。我买了把吉他学着哼唱民歌在街头卖艺，可我的声音听起来不比我母亲好。我写了歌，没人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