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

    “我思考了很久了，在来时的路上我就决定了。”我马上进行反驳。

    “不。”她简短地说，“现在不同了。”

    “可，为什么两封信会产生那么大的差异？”我说。

    “不只是两封信。那是差异，永远的差异。”说完这句话，她犹豫了一下，寻找着要说的话。忽然，她抬头望着我的眼睛，然后，慢慢地移开了，暗示我们的谈话应该结束了。

    可是，我却不想结束。

    “永远？”我说，“不！……内蒂！内蒂！我知道你不是那意思！”

    “我就是那意思！”她仍然望着我，小心地说。她所有的言行都传递着最后的信息。她似乎在为随后而来的爆发支撑着自己。当然，我继续罗嗦着。可我并没有在声音上压倒她，她站在那儿防备着，像机关枪一样用自相矛盾的说法向我东一句西一句地反击。我记得我们的谈话很荒谬。互相在争执我到底是爱不爱她。显然，是我在那儿深入全面地陈述我灵魂的苦痛。而她只能站在那儿防守，用一种难以表达的无奈断绝与我的关系。此时，她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显得美丽可爱。

    我恳求，我辩解。我试图表明即便我的信很苛刻，很捌拗，那也是出于要与她交往的缘故。我夸大其辞地表明我的渴望。当我不在时，我同情地所遭受的打击，同情她因觉得自己被疏远，而失去爱情所遭受的痛苦。她看着我，体味着我话里边的情感，同时对我的想法仍然无动于衷。即使我的话很贫乏，如果现在冷静地把它们记录下来，毫无疑问地表明我当时还是能言善辩的。我把我要说的话大大加强了语气。

    我用绝对的真诚向她表达我的疏离感、我最强烈的愿望。

    我痛苦地顽强地通过一套一套的语言很难地想说服她。就像曙光渐渐地把天空照亮，她的脸色也慢慢而不易察觉转变。

    我可以观察出来，当我要接触到她时，她的冷酷以某种方式在融化，她绝决的态度开始软下来。她开始犹犹豫豫。“不！”她突然喊出声来，并开始行动起来。

    她把一只手放在我的胳膊上，话语里带有一种美妙的友好的情感。“这不可能，威利，现在一切都不同了！一切。我们犯了个错误。我们两个白痴都犯了个错。一切都永远地不同了。就这样。”

    她侧过身去。

    “内蒂！”我叫喊着，仍在固执地表示着我的意见，同时，继续跟着她沿着架子中间狭窄的小道向暖房门口走去。我跟在她后面就像是个诉说不平的人。她在我前边就像一个自知有罪而又羞愧难当的人。现在我想起了那场面。

    她不想再和我交谈。

    然而，我发觉我对她的讲话缩小了在公园里我们相会时明显保持的距离。我再一次看到她用那淡褐色的眼睛望着我。眼睛里有一种新奇的东西……惊讶。好像她意识到我们之间不同寻常的关系，又流露出饱含同情心的怜悯，同时依然存在很强的戒备。

    当我们重又回到木屋时，我感到与她父亲谈论铁路国有化问题时轻松了许多。意识到我还能在心理上对内蒂产生某种作用，我的情绪和脾气都不那么大了，所以，我还能和帕斯说点什么放松一下。斯图亚特太太由此得出结论：事情的进展对我似乎更有利。于是，她开始大笑起来。

    但是，内蒂仍然心事重重，很少说话。她处在我们无法揣测的困境之中。于是，她从我们身边走开上了楼。

    因为脚很疼，我自然不可能徒步回克莱顿，我口袋里大大小小的钞票足够从柴克斯黑尔到两英里站的了。所以，我打算乘火车回去。

    就在我要离开时，内蒂极为关怀地提醒我说：“我最好沿大路走。天太黑了，不要走那条近路了。”

    听了这话，我感到受宠若惊。

    我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