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考虑是否要收起所有的东西回家继续看，这时，一个年轻的女士走过来，坐在了桌子对面的椅子上。我看到那女人手里拿着的书。她在翻阅书的中间部分，手边放着笔记本和笔。我惊讶地看了看她的书名，又看了看她，然后再看看她放在旁边的一本书。然后，我继续盯着她的脸。

    这是一张年轻的脸，但又好像略为显老，眼角有点皱纹，就像我自己早晨在镜子里看到的一样，一眼看去就知道是个不知疲倦、拚命工作的人。于是我知道她一定是个研究生。在这寻求种种知识的地方，她读的书——我又看一眼，又一次惊讶不已——是《喀尔巴阡山记的》，而她深色套头衫袖子压的是布兰·斯托克的《德拉库拉》。

    “对不起，”我连忙说。“您的书——我是说，您在读的这本书——很吸引人。”

    她不理会我，耸了耸眉毛，眼睛还是盯在摊开的书上。

    “您瞧，我也是在研究同一个课题，”我坚持说。

    她的眉毛弯得更高了。但我指了指眼前的这些文件。“不，也不算是。我不过一直在读关于——”

    我看了看眼前这一堆罗西的文件，突然住了口。她那轻蔑的斜视让我的脸开始热了起来。

    “德拉库拉？”她讽刺地说。“您那一堆好像是第一手资料？”她讲话口音很重，但我不知道是哪里的口音。

    我换了一种策略。“您读这些纯粹是好玩吗？我的意思是，为了娱乐？还是您在从事这一研究？”

    “好玩？”她没有关上书，也许她在想方设法打击我。

    “呃，这个话题非同寻常，如果您在研究喀尔巴阡山的话，那您一定对这个课题有浓厚兴趣了。”我没有说得太快，这是我从硕士答辩以来养成的习惯，“我自己也正要打算去看那本书呢。事实上，是那两本。”

    “真的？”她说。“为什么啊？”

    “这个嘛，”我冒险说道。“我从——从一个非同寻常的地方找到这些信——它们提到了德拉库拉。他们讲的是关于德拉库拉的事。”

    她的目光中开始流露出一点兴趣，放松的姿势中显出一种男性的自得。我突然想到，这个姿势我看过上百次了。我是在哪里见过的呢？

    “那些信里讲的是什么呢？”她用低沉的外国口音问我。

    “我在和另外一个人在一起工作——那个人现在有些麻烦，二十多年前他写了这些信。他把我交给了我，希望我也许可以做点什么帮他摆脱眼下的——处境——目前这种处境——和他的研究——我的意思是他以前研究的课题有关。”

    “我明白了，”她冷冷而有礼地说。然后，刻意但不慌不忙地站起来收拾她的书。现在她拿了自己的提包要走了。她和我想象的差不多高，宽肩，有点儿结实。

    “您为什么在研究德拉库拉？”我绝望地问道。

    “我想这和您没有任何关系，”她简明扼要地告诉我，转过身去。“但我在准备一次旅行，尽管一时还没确定什么时候走。”

    “去喀尔巴阡山？”我突然觉得，在这场谈话中，我成了个喋喋不休的人。

    “不。”她轻蔑地把答案抛给我。“去伊斯坦布尔。”

    “天啊，”父亲突然对着充满鸟语的天空祈祷起来。

    “最后一批燕子都飞过我们头顶回家了。又一次，父亲的故事中断得太快了。

    “看，”父亲说，从我们坐的地方直指向前。“我想那就是圣马修修道院了。”

    我顺着他的手往那黑黝黝的群山瞧去，发现上面有个地方，灯光微弱但平稳。旁边没有其他灯亮着，这说明附近没有住人。俨然一块大黑布上的一点亮光，高悬在那里，但又不是在顶峰——它悬挂在城市和夜空之间。

    “是的，我想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