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啦。但考虑到桌上有血迹，我们还是不想贸然行事。”

    桌上有血？我两腿有点儿发软，但还是跟在警官后面慢慢进了门。

    警官让我面对窗户，说，“抬头看！”

    书桌上方，在洁白的天花板上，有一道五英寸长的擦向一边的污迹，像是要指向外面的什么东西。

    “这也好像是血。别担心。它可能是，也可能不是罗西教授的。即使搭个凳子，一个人能轻而易举地摸到天花板也是不可能的。我们化验了所有的东西。现在，您好好想想，罗西教授那晚提到有什么鸟进来了吗？”

    我花了几秒钟干巴巴地讲出这个简单的字：“不。”

    但我不明白他为什么问我这个问题。我终于看到那污迹的末梢，看到了它是从哪个方向拖过来的。

    罗西书架的顶层，在他称之为“他的失败”那排书中，有一本不见了。两个晚上前他把它放了回去，现在那地方只剩下一个黑暗的缺口。

    我一向喜欢坐在校图书馆中心的那张长凳上，它还沐浴在春日午后的最后一丝阳光中。

    我环顾了一下人头攒动的大厅，很快消退的夕阳和入口处频繁开启的大门，然后我拿起自己的旧书包，拉开拉练，拿出一个的全黑的大厚纸袋，上面是罗西的笔迹：给下一位。

    下一位？前天晚上我还没有仔细看。他的意思是留待自己下一次再做这个项目，再攻克这个堡垒时再用吧？下一位，或下一次都说得通。抑或他的意思是我就是那“下一位”？这可以证明他疯了吗？

    我打开纸袋，发现里面是一大叠不同大小不同质量的纸张，很多都旧了，有的是半透明的薄纸，上面打满密密麻麻的字。材料真是丰富。我想我要摊开来看看。

    我走到最近一张蜂蜜色桌子，靠近放图书目录卡的地方。那儿还有很多人，都是不认识的，我还是怀疑地回头望了望，然后拿出文件，铺在桌上看起来。

    作为一个历史学家，我知道给档案编序是很重要的。我拿出铅笔和纸，开始给罗西的文件一一编号。

    最早的，最上面的是那些半透明纸薄张，上面尽可能整齐地打满了东西，看上去多少像文字。我把它们小心放在一起，没有仔细看。

    第二件是一张地图，手绘的，还算清晰。但已经开始褪色，上面标的那些记号和地名几乎看不清了。绘图纸较厚，像是国外的纸，很明显是从一叠旧的写字本上扯下来的。接下来还是两幅相似的地图。然后就是三页草稿纸，墨水笔迹，可以看得清楚。我把这些也放在一起。接下来的是一本《浪漫的罗马尼亚》的英文旅游小册子，看封面包装像是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产品。然后是两张宾馆的发票和早餐券，伊斯坦布尔的。然后是一张很大很老的巴尔干地图，印制粗糙，两种颜色。最后是一个象牙色小信封，封了口，没有什么标记。我把它放在一旁，没有去拆信。

    就这么多了。我把牛皮纸袋翻过来，还摇了摇，这样即使有个死苍蝇什么也逃不过我的眼睛了。

    我这么做的时候，突然（第一次）有一种特别的感觉，这种感觉将伴随我随之而来的所有行动：我感到了罗西的存在，他为我思维严密而感到骄傲，似乎他的灵魂通过他教给我的周密方法活在我心里，和我说话。我知道他作为一位研究者，工作效率是很高的。对于任何文件、任何档案，他既不糟蹋，也不疏忽———不管那东西离家多远，当然更不会放过任何想法，不管那想法在同事中多么的过时。他的失踪———我狂乱地想———他急需我去解救，这突然使我们几乎平起平坐了。我也感到，他一直以来也在期待这个结果发生，不过在等待我赢得它这一时刻的到来。

    所有这些文件都摊开在眼前的桌子上，发出干燥的味道。我从那些信件开始着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