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端环境。对这些图景，读者可以相信，也可以不相信。其实读者大都是在小说环境中相信，而在真实生活中不相信。但王晋康所描绘的“零道德”图景则完全不是虚构，而是对历史事实的准确提炼。这些都是人类群体的恶，而群体之恶常常同族群的生存紧密相关，也因而符合生物的最高道德。尽管读者对这些锋利的结论会产生心理抗拒，但你无法反驳，无法不相信。

    不过，好在王晋康描绘的“零道德”世界只是人类史上“曾经”存在过的。虽然人性本恶，但在群体进化的过程中，也有一株共生利他主义的小苗在艰难地成长，并隐然有后来居上之势。这同样是从历史中准确提炼出来的真实。至此读者可以舒一口气了，我们既不会再对人类史上充斥的邪恶患心理性眼盲，也不至于因邪恶充斥而看不到一丝亮色。

    但话又说回来，即使人类历史发展到了今天这样的高度文明，“善”仍然不是人类最本元的属性，人类之爱、人道主义、世界大同、和平反战等还远远没有成为人类的普世价值。为此，作者提出了他独有的共生圈观念：

    生物的群体道德，在共生圈内是善、利他与和谐，在共生圈外则是恶、利己和竞争。

    不同族群在必要的条件下（文明程度接近、有共同的外部压力等等）可以形成“共生圈”，不过它并非“孔怀兄弟同气连枝”那样的温情脉脉，因为“共生是放大的私，是联合起来的恶”——这样的解释倒更像中国的另一个成语“同恶相济”。当两个族群相遇于天地间，争夺有限的生存资源，双方处于“零和博弈”时，我之善即彼之恶，所以“对牧民者最关键的是：确定共生圈的边线划在哪里”。这样的思考甚至已经具有某种现实意义了。

    善恶没有简单的标准

    正如王晋康的一贯风格，把哲理思考溶入具体情节、人物和悬念中，纳入一场星际战争的框架中，让故事以内在逻辑逐步发展，将读者和作者本人逼到墙角——不得不接受书中推出来的结论。

    小说的第一主人公姜元善绝非“高大全”的完美人物。他本性中有恶，在童年就表现出原罪。而他妻子严小晨则是真善美的化身，她在深爱丈夫的同时，也始终对丈夫本性中的恶睁着第三只眼睛。在先祖拯救了人类之后，姜元善为了地球人类的最大利益，竟决定绑架先祖，殖民先祖的母星球，结果被妻子率领愤怒的民众推翻并押入上帝的监牢。严小晨大义凛然地斥责姜元善“忘恩负义”：“再核心的利益，也不能把人类重新变成野兽。”

    故事是不是该至此完美收官？但作者颠覆了读者的心理定式——此后的事变证明，恰恰是严小晨的善良几乎害了人类，而姜元善却因本性中的恶而始终对敌方的恶保持着清醒，也因此促成了人类命运的转机。

    小说结尾处，严小晨留给丈夫的遗书中有这样的苦叹：

    你知道我一向是无神论者，但此刻我宁愿相信天上有天堂，天堂里有上帝。……他赏罚分明，从不将今生的惩罚推到虚妄的来世，从不承认邪恶所造成的既成事实。在那个天堂里，善者真正有善报，而恶者没有容身之地。牛牛哥，茫茫宇宙中，有这样的天堂吗？如果我能找到，我会在那儿等你。

    然而——她——当然还有读者，曾经信仰的“天道酬善”信念，最终已经在小说中被粉碎。作者向我们揭示了善恶问题的复杂和深刻。他对此的思考比前人更深了一步。

    2011年5月21日

    于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