们还有什么剩下的呢？”

    “没有了，阿克赛，什么都没有了；但是如果你光瞧着它不吃，它会不会变得多起来呢？你说的是一个没有果断、没有毅力的人说的话！”

    “难道说你还没有感到绝望吗？”我有点生气地说。

    “没有！”教授有力地回答说。

    “什么！你相信还有机会逃得出去吗？”

    “当然；我认为一个有意志的人在他的心还在跳动的时候，是不会失望的。”

    什么话！在这种情况下，说出这样话的人不是具有普通气质的人。

    “那么您到底打算怎么办呢？”我问。

    “把剩下的食物全部吃掉，来恢复我们的体力。这将是我们的最后一顿饭。最后一顿就最后一顿吧！至少我们可以重新成为一个男子汉了，这总比奄奄待毙强些！”

    “好吧，那末我们吃吧！”我说。

    叔父拿出那块肉和饼干，并且细心地分成三个等分；差不多每人分到一磅食物。教授贪婪地大嚼着，可以说是狼吞虎咽了。我呢，虽然饿，却并不感到好吃，几乎一点胃口都没有。汉恩斯则吃得安详而有节制，一小口一小口不出声地咀嚼着，冷静地辨别着滋味，只有对未来的种种危险无动于衷的人才会这样冷静。汉恩斯找出半瓶杜松子酒，这使我恢复了一些生气。

    “真好！”汉恩斯在轮到他喝一口的时候用丹麦语说。

    “真好！”叔父重复了一遍。

    虽然我们已经把最后剩下的食物吃掉，一线希望却只回到我的脑海里。当时是早晨五点钟。

    人生来就是这样：在健康的时候不会想到生病时的痛苦；一旦吃饱了就很难体会挨饿的可伯；非得临到头上才体会得到。所以当我们吃了几块饼干和几口肉以后，马上就忘掉了刚才长久挨饿时的痛苦。

    吃完以后，各人都在独自沉思。汉恩斯这位生在极西而具有东方宿命论的人在想些什么呢？至于我，我的思想不过是些回忆——回想起科尼斯街的房子、亲爱的格劳班和善良的马尔塔，而震动着地球的巨大吼声现在在我看来，好象就是大城市里交通工具发出的声音。

    叔父手里拿着火炬，为了要计算出我们现在约略的地位，一直观察着岩石的性质，这种计算，更确切地说，这种估计，只能得到一个大约的结果，但是一位学者总归是一位学者——当他能保持他的冷静的时候，黎登布洛克教授当然是一位不寻常的学者。

    我开始听到他提起一些地质学上的名词，这些名词我也理解，不管我自己怎么样，我慢慢对这些名词也感到兴趣了。

    “火成花岗岩，”他说，“仍然是原始时代，可是我们正在上升——谁知道啊？”他一直抱着希望。他用手试探着那笔直的岩壁，过了一会儿，说道：

    “这是片麻岩！云母片岩！好啊！我们目前是在过渡时期，然后就是——”

    教授想说什么？他能算出我们头顶上的地层的厚度吗？他有办法能算出来？不可能，他没有压力计，也没有别的东西能代替。

    当时温度不断上升，所以我汗流如注。这种温度只有钢铁厂熔炉中的温度才能跟它相比。我们三人全都不得不脱去上衣和背心，任何衣服只能成为累赘，即使不使人感到痛苦，至少也觉得不舒服。

    “我们会不会一直上升到白热的熔炉里去？”当热度又增加了一倍的时候我喊道。

    “不，”叔父回答，“那不可能！”

    “可是，”我摸摸岩壁说，“这垛岩壁烫得象火烧一样。”

    我的手紧接着又碰了碰水，赶紧又缩了回来。

    “水在沸腾！”我喊道。

    这次教授只用生气的手势表示回答。

    然后一种难以克服的恐怖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