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限的语言之舞，更是在于感知和记忆近乎无限的组合，同时兼具着所感所忆的灵敏。我在天国之门待了当地时间的三年，几乎有一千五百标准天数。这三年，我有时间去观看，去感受，去聆听——去回忆，似乎我重获新生了。虽然我的新生之地又是地狱，但这无关紧要；再次写作的感受是真正诗歌的精华，新鲜自然的经验是给予我新生的生日礼物。

    要适应一个美丽新世界，一个突然间比我年长了一百五十岁的新世界，没多大困难之处。过去五个世纪以来，我们谈过扩张和先驱精神，我们都明白我们的人类宇宙变得如何残废虚弱，如何徘徊不前。我们正处于一个带着创造力头脑的舒适黑暗时代；制度改变得很少，并且是通过缓慢的进化，而不是革命带来的；科学研究慢吞吞地横向蟹行，而它曾经是带着本能地大步飞跃的；发明物更是几无改变，现在对我们来说已经再熟悉不过的稳定技术，对我们的曾祖父来说——他们也能立马搞明白，学会怎么用。因此，当我在飞船上沉睡的那段时间里，霸主成了正式的实体，世界网被织成了近乎完美的形状，全局以民主的方式取代了人类的慈善暴君，技术内核正式退出人类事业，然后以盟友而不是奴隶的姿态伸出了它的援手，驱逐者退却至黑暗，扮演起复仇女神的角色……但是，甚至在我被打入冰棺之中，夹在猪肚子和冰冻果子露中之前，所有这一切都已经在慢慢地爬向临界点了，这种旧趋势显而易见的扩张不难理解。此外，如果历史从自己内部审视自己，它总是像是肚子里那黑暗、帮助消化的伙食，跟史学家从远处审视那些很容易辨认的奶牛是远远不同的。

    我的生命是在天国之门，是那分分秒秒的挣扎生存。天空总是没完没了的黄褐日落之色，挂在头上就像摇摇欲坠的天花板，离我的小屋仅几米之遥。我的小屋，说也奇怪，还是挺舒服的：有张吃饭的桌子，一张睡觉或者干那事的帆布床，一个用来方便的地洞，一面可以静静凝视的窗户。我的环境是我词语的真实写照。

    对作家来说，监狱总是个妙地方，它会杀灭活动和消遣这一对魔鬼，天国之门也毫不例外。大气保护体监禁着我的身体，但没有监禁我的头脑，也没有禁锢住那脑袋里仅剩的那些东西。它们是我的。

    在旧地，我的诗文是写在一只撒督·德科纳通信志思想处理器中的。当时，我会懒洋洋地躺在衬垫躺椅中，抑或浮在我的电磁游船中，漂在黑色的泻湖上方，又或者是沉思地走在香气四溢的凉亭里。那是些面目可憎、训练无素、毫无技巧的浮夸诗文，在此我不再赘述。在天国之门，我发现了刺激精神的体力劳动是什么样的；那不仅仅是体力劳动，我得补充，而是完完全全的弯脊折骨，痛苦榨肺，撕肠裂肚，扯裂韧带，打破卵蛋的体力劳动。但是我发现，只要这任务是既繁重又反复，我的头脑就会无拘无束地漫步在更富想象力的区域里，不仅如此，它还会飞也似地逃向更高的层面。

    因此，在天国之门，我会在织女主星的红色凝视下，在污水四溅的运河里疏浚河底的渣滓，或者，我会在迷宫般的肺道中，手脚并用，缓缓地爬行在重吸菌组成的钟乳石和石笋中，与此同时，我变成了诗人。

    我所缺乏的，仅仅是词语。

    20世纪最受敬重的作家，威廉·加斯，曾经跟人说过这样的话：“词语是至上之物。它们是有思想的。”

    的确如此。有一个理念曾经让柏拉图对人类感知产生懵懂观念，而词语更加纯粹超然。但它们也是装着欺骗和错觉的圈套。词语让我们的思想转向自我错觉的无限小径，事实上，我们大多数的思想生活都住在由词语建成的头脑大厦中，也就是说，我们缺乏必要的客观，无法发现语言带来的现实的可怕扭曲。举个例子：“信”，这是中国的象形字，字面上看，是一个人站在他的言语旁边。到现在为止